在不确定的世界: 从华尔街到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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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2/2)

    我妈妈的家已经在美国很多代了。我的外公塞缪尔·塞德曼是位律师、房地产投资商、政治活动家,在布鲁克林地区算是个大人物。他认识每一个人,他的好朋友伊曼纽尔·塞勒在20年代当选为国会议员并担任议员达50年之久。我的外公也是他所居住的克朗海茨区犹太会堂的一位创建人。塞缪尔的妻子,我的外祖母埃拉操持着他们自己建造的维多利亚式房子。她的父母,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施奈德夫妇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圈子里也一直非常成功,他们就住在我祖父家的隔壁。

    我的曾祖父施奈德非常热衷于政治。他与20世纪最初几十年通过麦迪逊民主党俱乐部控制着布鲁克林地区民主党组织的“老板”约翰·麦考伊过往密切。在这个俱乐部在克朗海茨区的总部,麦考伊每周举行数次理事会,接待申请工作、工会会员证、健康保险或其他各种援助的人。作为交换,他通过做这些事获取选票。

    1934年麦考伊死后,我爷爷的朋友埃尔温·斯坦古特继任了他的位子。斯坦古特是纽约州议会的议长,也是纽约州长赫伯特·拉赫曼的密友。1952年埃尔温·斯坦古特死后,他的权力和位置传给了他的儿子斯坦利·斯坦古特。我爷爷很多年来一直为斯坦古特家经营着这个俱乐部,尽管他们家远在设在阿尔巴尼的州议会。我现在还记得,我爷爷和他的同事们围坐在位于东帕克路750号房子的地下室讨论问题的情景。

    我的爷爷塞德曼1958年去世,当时我正上大学二年级,但他的影响一直伴随着我:他使我觉得政治是引人入胜的事,受他言行的影响,我也产生了将来要在世界上干一番事业的愿望。我一直有一种感觉,认为我爷爷在他所在的社区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种看法主要是我妈妈灌输给我的,妈妈一直对爷爷非常推崇。我的父母认为,爷爷深深地参与政治但从来没有在财政上依赖于政治,他们认为爷爷所做的政治工作很有成效,部分原因是他并不需要从政治中捞取什么。

    后来当我从政时,我还记得这些岁月,尽管我关注的是心理上而不是财政上的独立。对认识自我来说,对政治的依赖会大大妨碍保持真我,妨碍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价值观念。感到能够超脱出来可以使自己自由地决定你对政治环境提出的要求能够包容多少。而财政上的自由,尽管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却有助于保持心理上的自主。

    我妈妈是在她父亲的民主党政治氛围中长大的。1933年她曾在华盛顿目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就职典礼,在华盛顿时她住在杰弗逊酒店,后来我在华盛顿的6年半时间也住在那里。与我父亲不同的是,妈妈有一个稳定而受宠爱的童年时代。她家境富裕,1930年夏家里还送她到意大利去旅游了一趟,尽管当时我外公已经去世,家里的钱迅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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