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慧灯

    大祸当头

    中国人当然也够顽强的，世界各国的华侨社会无不使当地的洋大人感到难以理解。不过，那都是上一代的人啦，到了现在这一代，随着民族自尊心的堕落，好像不但不最难同化，反而最易同化矣。近百年来，中国对外来文化，似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进口之后，先行酱它一酱，把橘子酱成枳子，一直酱到适合中国特有的“国情”为止。于是乎洋大人有斑马线，台北也有斑马线，不过台北的斑马不是保护行人的，而只供轧死护士小姐之用。洋大人有圣诞，台北也有圣诞，不过台北的圣诞不是骨肉团聚，而只供跳舞狂欢之用。洋大人有阳历新年，台北也有阳历新年，不过台北的阳历新年不是休息庆祝，而只供寄贺年片之用。

    贺年片应该是一种极有人情味的举动，柏杨先生每年一定要寄。盖工商业越发达，社会也越紧张，谋生也越不易，时间也就越是金钱。除了少数生有异禀的朋友，大多数小民都兢兢业业，东奔西走，马不停蹄，从太阳东升跑到红日西下，不要说休息啦，就是静坐十分钟想一想的时间都没有。自然产生了一种现象，那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圈子逐渐缩小，除了工作上，也就是除了为赚几个钱而必须接触的那一小撮人外，很难心平气和地找几个朋友东南西北聊聊天、轻松轻松。做官的忙于逢迎钻营，表演忠贞；做商的忙于轧头寸，打算盘；做工的忙于担挑拉抬，腰痛背酸；当教习的口干舌渴；当文人的爬格纸能把鼻涕都抓出来；当权的每天提心吊胆，惟恐谁踢他的屁股。以致人头乱钻，人腿乱跑，正如元曲上说的：“密匝匝蚁排兵，闹嚷嚷蝇叮血。”

    于是乎，再要好的朋友，不要说远到异国异地矣，纵是同在台北市，也成了咫尺天涯，如果没有特别安排，真能三年不通音讯，病了的固然不知道，便是出了车祸被轧断了脖子，也不知道。而人是感情动物，疏远得久啦，最老朋友间的友情可能慢慢褪色；半老朋友间的友情已经不太浓，说不定十年下来，会变成了陌生人矣；至于新交的朋友，好像妓女接待嫖客一样，几个月下来，更是无啥介事。

    不知道从哪一年起，可能是一九五五年吧，寄贺年片成了一窝蜂。一个交际相当狭窄的小子，能一口气接上三五十张。柏杨先生一向是人多地方不去的，每天除了上班的权威。他认为自然界是唯一的实在，除了自然界和人之外，，就是蹲在家时冒充老太爷，很少与外界来往，为这件事，老妻还一口咬定我完啦，她常曰：“你瞧人家张先生，天天跑处长公馆，如今当上主任啦。”又曰：“你瞧那个姓赵的，走上部长太太的内线，就要去美国出席啥会议啦。”说得我心痒难抓。呜呼，柏杨先生天纵英明，腿有黑痣，岂是没前途之人？就决心也奔走奔走权贵之门。可是拍马屁钻路子这玩艺，和其他救国救民的大道理一样，说起来容易，真的去干，就不简单。而且现在社会，圈圈差不多都是先天的，单纯靠把头削尖猛钻，并没有太大用处。夫先天的也者，最典型的莫过于同一训练班，同一训练学堂，或留美时同一个客柔扑。同学焉，教习焉，自然成为一个圈圈。于是东圈西圈，勇不可当，圈外之人，纵然把头皮钻破，顶多也不过钻成“门神”，猛一瞧你在门里，可是遇到风雨黑夜，大门一关，你仍然被关在门外。所以后来我也就不再钻啦。我说这些，不是说我清高，谁要以为我清高，谁就大脑不清，盖没有圈圈的人永远受到排斥，老妻虽程度甚低，见识倒并不甚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