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孟武先生曰：“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成为过去了！”然则赢政时代的中国，以及李世民时代的中国，那种奠定了统一基础，威震四海的局面，难道没有过去，而今还在呀？固同样过去了也。一个破落户老着脸嘲笑别的破落户曰：“你们高楼大厦的时代过去啦！”却不敢回头看看自己的数栋败屋。“大不列颠帝国也日幕途穷了。”这话更教人听了叫绝，但我们实在看不出它有啥日暮途穷的，如果说，土地的丧失就是日暮途穷，我们恐怕都得羞死，起码首都伦敦还在人家手里。一连串“看吧”之后，萨先生肯定曰：“一个个民族兴起，一个个民族衰亡。”然后发问曰：“我们中国呢？”答案当然在意料之中：“五千年来，仍屹立于地球之上，这是潜在主义不会由衰而竭之故。”咦，若英国，若希望，没有潜在主义，并没有听说谁把他们取消，也没有听言哪一个弄得像我们这种局面。屹立固然屹立，但屹立在台湾一个小岛上，实在凄凉。一意虚骄，不但是破落户嘲笑破落户，而且是败家子嘲笑荣华富贵，不但是破落户嘲笑破落户，而且是败家子嘲笑荣华富贵，不觉到麻兮兮乎载？
接着萨先生猛捧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问曰：“不是很明白吗？”明白当然是很明白，问题在于如果梁祝书房里有一块黑板尹文子相传战国时尹文著。《汉书》、《隋志》、《唐志》均，黑板上写着原子方程式，萨先生应有何感想？如果梁山伯先生坐着一九六三年小汽车“嘟嘟嘟嘟”去学堂，萨先生又有何感想？如果祝英台小姐口吐洋文曰：“姨夫艾艾母恩歌耳，都有巴瑞米？”萨先生又有何感想？艺术有其时代性，有其客观的现实，如果演夏天，就不应乱下大雪，如果主角是一位八岁孩子的话，就得教他说八岁孩子的话，不能教他讲康德哲学。有价值的艺术是现实性和典型性的统一，个别性和一般性的统一，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不统一便有矛盾，有矛盾便有瑕疵，矛盾越多，暇疵越多，它的娱乐价值可能仍高，但它的艺术价值却越低。从前胡适之先生为了司马相如先生穿的一条裤子，写信到台北《中央日报》辨正。而今萨孟武先生却认为把七世纪唐王朝的诗，挂到三世纪晋王朝的墙上，“不是很明白吗”，这不但不是欣赏艺术的态度，也不是治学的态度，而是半票观众捧角的态度。如果这种情形都可原谅，则梁山伯先生、祝英台小姐坐汽车焉、读原子焉、讲英文焉，也都可原谅矣。咦，听说梁祝电影上念书时是坐凳子的，那时中国还没有凳子，而只有榻榻米，如果可以提前坐凳子，当然可以提前坐汽车、讲英文矣。
萨先生又曰：
观众看《梁祝》电影，流泪的很多，不问男女，也不问老少。电影可令观众流泪，不是容易的事。何况本片又是歌剧，歌剧能够表现悲哀，引起观众同情而流泪，更是难事。试问我们看外国电影，曾有过流泪吗？（问得妙。）也许别人流过，我则没有。（答得也妙。）为什么没有，彼此民族性不同之故，我看《吴凤》电影，曾流过一次泪，这种泪是悲壮的泪，我看《梁祝》，也曾流过泪，这种泪是同情的泪。没有同情心，哪里能够做出悲壮的牺牲？我佩服吴凤杀身成仁的勇气，我也佩服祝英台有跳入墓中，以身殉情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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