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慧灯

    只鼓励安分

    孙观汉先生在他的《关怀与爱心》（载《菜园怀台杂思》）中，介绍他初到美国时的一件事。那天是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他在日记中写曰：“一对航空系教授夫妇，刚认识我，就领我找房子，请我去吃饭，友善地教我吃饭时的仪貌，并且还驾车十多英里外的火车站和暂住的青年会，亲手搬拿行李。当我感谢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他们该做的事，他们说如果他们到了中国，大家一定会同样地帮助他们。”

    真是运气，这位航空系教授幸亏没有到了中国，否则就会知道他把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估计过高。不要说那是三十年前的事，就是三十年后的今天，以台湾大学堂为例吧，试问一声，有哪位教习肯为异乡学生跑去提行李的乎哉？不要说跑来跑去提行李，就是出门给学生叫辆计程车恐怕都没人干，盖那有伤他阁下的尊严身份也。而且，即令他这么做啦，招来的评论也是可怕的：咦，他想走外线，发洋财呀。真是一辈子都洗不清。于是乎，酱缸蛆林立，自己没有灵性，也不允许别人有灵性，对有灵性的人，又急又气，又恨又忌，不仅是看不惯而已，还要恼羞成怒，群起而挤之矣；即令不挤，冷漠以待之总可以吧。众酱缸蛆聚在一起，过着意淫式的快活日子，这个社会就只好关着门窝里烂。

    儒家学派似乎是一种势利眼主义，只鼓励安分守己，只鼓励向权势屈膝，只鼓励自私自利，而从不鼓励侠义和其他任何一种属灵的情操。连对人的衡量都是用“官”来作标准的。《礼记·檀弓篇》上曰：“未仕者不敢税人，如税人则以父兄之命。”仕，官也；税，送礼也。那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当上了官，他在家庭中就没有地位，连给朋友送点礼物都没资格，一定要送的话，必须说是爸爸哥哥教送的（大概说妈妈教送的都不行）。这种势利眼主义，在圣人的大力推销之下，不但获得了理论的根据，更深入了骨肉之间，有钱有权的，就有说不完的理和享不尽的福。侠义和灵性往往弄不到钱和权，怎不被人轻视欤？所以董仲舒先生把他的学生一一介绍出去当官后，大家感恩之余，才一致尊之为“圣人’——咦，这就是儒家学派眼目中“圣人”的定义。有办法做官抓钱的就是圣人，没办法做官抓钱，只不过不识时务的呆头鹅。帮帮异乡学生拿行李，既帮不出官，也帮不出钱，自然没人肯伸尊手。即令有人肯伸尊手，别人也会认为内情复杂，咬定他有钱和官的好处，绝不咬定他有灵性。

    每一个社会，每一个人群，都是有势利眼的，但也只有中国的势利眼被尊为“圣人”。司马迁先生为了救那可怜的李陵先生，就曾经被这种势利眼主义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之分，前，害得受到人间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