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普拉德总是一心扑在工作上，他曾风趣地说：“坎普拉德从未一天工作过8小时，而是比那长得多。”而珂尔斯汀却从不喜欢坎普拉德对工作和公司的如此狂热。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她大多时候更愿意呆在家里。他们无可逆转地的彼此渐行渐远。
正如媒体报道的那样，坎普拉德和他的前任妻子没有孩子，这在他们看来可能也是导致此婚姻破裂的原因之一，所以他们收养了一个瑞典小姑娘，希望借此拉近彼此的距离。这也的确使他们暂时缓和了一下，但是最终他们还是决定离婚了。
坎普拉德把这件事看成人生的一大失败，坎普拉德无法面对这种事实。在工作上坎普拉德可以容忍失败，那是工作的一部分，但个人生活上不行。离婚对他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他不仅分了大部分财产给他的妻子，而且还失去了他们可爱的女儿，他的妻子甚至拒绝坎普拉德去看她。更为痛苦的是离婚后不久，珂尔斯汀就死于早年的结核病后遗症。
对坎普拉德来说，20世纪50年代是一段个人生活中的苦恼和商业上成功相交织的时期，他一方面深陷痛苦；另一方面日益陶醉于事业，期间还伴随着寻求一位新爱侣的过程。最终，在一次去往意大利的路途中，坎普拉德邂逅了年轻教师玛格丽莎·斯坦娜。他们于1963年结婚，次年也就是坎普拉德38岁时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彼得。此后，坎普拉德先后又有两个孩子降生。
这段婚姻似乎是坎普拉德人生的一个转折，美满的婚姻使得他更好地投入工作。从那一刻起，坎普拉德不再被当做一个从斯马兰来的流浪儿——他已经成为一个自信、干练、令对手畏惧的竞争者，尽管他那些经营方法还时常受到轻蔑和恶意的诋毁。到了今天，坎普拉德已经退休，正和他的妻子、儿女共享天伦之乐。
与行业垄断者的斗争
在20世纪的50年代初，初战家具业的坎普拉德面对的是一个保守的行业，竞争对手们不惜任何代价要阻止宜家的步伐。他们呼吁颁布禁令，企图关掉他的展销会。各种形式的抵制出现了。
1950年，宜家第一次被明文禁止参加交易会。即便是以个人身份，坎普拉德也被排斥在某些特定的交易会之外。有些供货商拒绝同这家年轻的公司打交道；有些不愿坐失商机的，就用不带标志的卡车送来“匿名”的家具；继续合作的供货商，也要求必须明显地改变设计样式，因为把同种家具卖给宜家的供货商会遭到其他经销公司的排斥。那时候的各种交易会对当时的新型销售方式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其中最成功的是圣·埃瑞克斯交易会，虽然它对公众开放，但是交易会的经理层企图阻止宜家的进入。在哥德堡，坎普拉德跟他的好朋友、地毯经销商沃尔沃·杜特在后面偷偷参加了一个交易会，他披着一块维尔顿地毯混进了门口。
另一次是在1954年，坎普拉德在一个地区交易会上出售地毯和小挂毯，结果25天每天被罚20克朗。在斯德哥尔摩，他被迫租用自己的地产，以便能紧挨着圣·埃瑞克斯交易会的现场。奇迹在他那里出现了，人们像在打仗一样地抢购，特别是当他的价格较低时，报纸上一阵风似的报道这件事，这件事激起了大家对“斯马兰家具”的兴趣。与此同时，有关供货商也收到了全国家具经销商联合会发出的最后通牒：如果向宜家供货，将不再购买你的家具。
有些厂家退缩了，他们不敢和联合会对着干。过去和现在坎普拉德都能理解：这关系他们的生死存亡。换了坎普拉德自己或许也会这样做。愈演愈烈的抵制带来了高成本和许多困难，公司面对着越来越多由于无法按约提供商品而造成的信誉受损。就短期而言，只要有可替换的商品，他们还能维持。但长期来看，这些问题会彻底毁掉这家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新公司。
那些勇敢和忠实地与宜家保持着商业往来的供货商使用假的交货地址，埃耳姆哈耳特有时会变成基勒堡，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在有些厂里，他们敢在白天去取货；但在别的地方得依靠古怪的夜间行驶，就像在禁酒时期非法运输烈酒似的——其实不过是些沙发而已……仇恨的气氛越来越浓，坎普拉德以积极的方式应对强大的垄断组织，他一面用自己的精明机智不断周旋，一面躺在床上冥思苦想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傲慢的掩盖下，坎普拉德度过了许多伴着眼泪的不眠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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