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也是主要的，我怕自己干不了。当时也有愿意来深圳的，所以我说我最好不去，我跟谷牧同志、田纪云同志等都提了，我说我从来调动工作都没有说过不同意见，惟独这一次。现在则讲是最后一次了，因为我已经退休了。谷牧同志说我也是想留下你，但中央定了的事你能改变吗？我只好变不自觉为自觉，因为事情一定下来，你不早些进入角色，就会使工作受损失。所以我马上就来了。
“当时组织部长是尉建行同志，他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困难不多，但有一两个问题不好办。他问我是什么呢？我说一个是发行不发行特区货币问题，当时好多同志对我说，三年内可以不考虑，算是还有三年的‘缓刑期’。
“再一个就是在特区这样一个开放地区，我要做到把精神文明搞好，这个问题非常大。组织部的同志说，你说的这两个问题都是问题，但你最先遇到的可能是人事方面的问题。我说这方面的事在什么地方也是会遇到的。我说我个人不是抱着什么个人目的去的，我按党的原则办事，自己以身作则，我相信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但是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头痛的，我单枪匹马来，是不容易的。在新机制里，风险是很大的。所以我对家里人说，我是上前线的，你们都不要跟我来，我的关系也不转。当时的心情可真是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呀!这是真的!但我当时还是有信心的，用两三年是可以搞好的。”
李灏说的两三年，正好与邓小平说的三年时限相符。
据李灏回忆，在他快来深圳时，薄一波曾跟他有过如下谈话：
“你知不知道，人家说深圳是‘前有孺子牛，后有常委楼’（意思是说深圳表面艰苦奋斗，其实是假的）。”
薄一波还问李灏：“你知不知道‘软骨美人’？特区很重要，派你去，你要搞好。你要出污泥而不染，你不能搞请客送礼。”
李灏说：“薄老，深圳也没有什么可以送的啊，不送礼我做得到，不吃饭有点不近人情，各地方来的人、北京来的人，不吃饭可能不近人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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