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南生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到100倍。
眼前的事实终于使省委书记恍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的两句话。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1979年初，袁庚驱车返回阔别二三十年的家乡，准备兴建蛇口工业区，他的回乡见闻也冰冷地印证了吴南生的考察结果。袁庚看到的景象令人心酸：除了一两座旧楼房，深圳充斥的是一排排凌乱、破旧的黑瓦平房，以及横七竖八的臭水沟，坑坑洼洼的瓦砾堆。
袁庚回到家乡大鹏岛，却已看不到当年的乡亲了。解放初的2万乡亲，到70年代末，只剩下5000多人。大多数人都逃往香港，甚至流落到了英国、美国、荷兰。
也是在这一年的5月14日，谷牧视察深圳时针对逃港现象说出了与邓小平意思一样的话：“现在往那边跑的多，将来一定往我们这边来的多。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谷牧意识到，边民往哪儿逃，取决于哪儿有吸引力。制止偷渡，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力，真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饥饿中的群众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没有说服力的。正如邓小平说：“现在我们虽然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还没有资格大谈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只有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到此，邓小平留下的两个谜才真正解开。
邓小平回京后对深圳一直念念不忘，在中央会议上几次出人意料地点到了它，并迅即将它推向了改革的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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