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样一来却出了问题。宋代吴曾在其《能改斋漫录》中认为，王安石身为大学问家，理解欧阳修的诗句出了问题。诗中说的“吏部文章二百年”是指南齐谢脁，而不是指韩愈。因为据《南史》载，谢脁在宋明帝时曾任过尚书吏部郎，他不但善写五言诗，而且写得很好。当时的文坛领袖沈约读了他的诗，夸奖说：“二百年来无此诗。”意思是说二百年来都没有人写出这样好的诗篇了。欧阳修就是使用这个典故来夸奖王安石，谁知王安石未解此典，不知此中意，因为唐代韩愈也做过吏部侍郎，人习称“韩吏部”，他竟一下子想到了韩愈，这不是闹出了笑话又是什么？
那么，是不是真如吴曾所说，没有认识到“吏部文章二百年”的典故，就错了呢？看来又不尽然。同在宋代，黄彻在其《□溪诗话》中就把“吏部”理解成韩愈，因为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领袖，“文起八代之衰”，至宋也差不多恰好是二百年。这样一来，当时对这句话就有了两种不同的理解。
但这些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不管是谢脁也好，韩愈也罢，欧阳修的二句话是夸奖王安石的创作成就及肯定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则是确定的。关键问题则在于，王安石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不接受这一夸奖。因为他的“终身何敢望韩公”的回答确实令欧阳修很难堪，马屁似乎拍到了马腿上。
这就有点历史原因了。必须追寻到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心理传承。在中国古代，士大夫是以儒家的政治抱负为指导的，即“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这个传统从春秋战国时就已开始了。立言是文学创作，立德是政治思想方面的抱负。它们一是“太上”，一是“再次”，先后不同，故而王安石不愿取“立言”而取“立德”了，这就是欧阳修拍马屁势必要讨没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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