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陆游留下的大量诗歌中，有两种情调很不相同的作品，一种以闲逸散淡的笔调描绘他在乡村的安适生活，一种以慷慨激昂的笔调抒发他的爱国之情，尤其是对收复中原的渴望。显然，他在前一种生活中无法确认生命的价值，只能把自己的人生同一个更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所以在临死前，他想到的最大问题不是自我生命的结束，而是中原尚在金人的统治下。这里体现了宋代士大夫的人生态度：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是偏于享乐的；但对于人生最终目的、价值的认识，却是从国家、民族、政治、道德等立场出发的。
至于唐寅，他只是一个以自己的艺术才能谋生的文人。按照旧的价值观，他是失败的，但他也获得了一种新的、植根于市民社会的成功。在临终之际，唐寅怎样看待自己的人生呢？存世的唐寅绝笔诗，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收在《唐伯虎全集》中：
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
另一种收在附录于全集的《燕中记》中，文中说，这才是唐寅最后的定本。也许唐寅先写了前一首，后来加以修改，成为下面的样子：
一日兼他两日狂，已过三万六千场。他年新识如相问，只当漂流在异乡。
比较起来，后一首更有意思。唐寅常把七十岁作为人寿的基数，但他只活了五十四岁。然而换一种算法，因为自己一日兼有他人两日之“狂”，那么差不多也等于别人的一百岁了（三万六千场），并不算短寿。就像现在人们常把一个人完成的事业作为衡量其生命价值的尺度，唐寅在这里用“狂”来衡量人生。由此而论，一个人倘从未“狂”过，那简直是不曾活过，即使他有一百年的自然寿命。
那么“狂”真是大可计较。“狂”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中国历史上，“狂”常被用作肆意直言的掩饰。当一个大臣想要对皇帝作激切的批评时，便会自称“狂愚”，如魏征对唐太宗说：“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同样，任情而发、不遵规度的生活态度，也被称为或自称是“狂”。李白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两者合起来，再考察唐寅的一生，可以明白地说：他所自诩的“狂”便是真诚、自由地生活。这样活过五十多岁，胜于别人的一百岁。
不管人们是否赞成唐寅，当他把“狂”视为人生价值的尺度时，至少表明：这个时代确实与过去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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