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所谓狂诞之士，都是个性特异，难与常人同流的人物，因而也就容易遭受诋毁甚至陷害。中国人好同恶异，强求社会的一体性，对异端难以宽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枪打出头鸟”。这些都是人们引以为戒的格言。那些狂诞的才士，虽不愿意改变自己，却深深懂得：最安全、最少烦恼的人生，就是平庸的人生。所以，他们教给子弟的东西，不是自己所信奉的人生准则，而是克己从众，和光同尘。
再则，狂诞也就是偏离社会的轨道，偏离社会的权力组织。即使从个人来说无足多虑，从整个家族来说，却决不能走得太远。中国是以官为本位的社会，没有人做官，整个家族的利益就得不到保障。这种现象在明代特别严重，一个缙绅家庭下降为平民时，其财富常常很快就被权势者巧取豪夺，吞噬干净。谈修《避暑漫录》记载，松江一位老人，平生多次拆掉失势人家的坟给新贵筑屋，眼见兴衰倏忽，财产聚散无常。因个人偏离社会轨道而造成家族的衰落，狂士再狂，也不敢承担这样的责任。可以补救而又不必过于违逆个性的方法，只能是让子弟循规蹈矩，在社会的正道中猎取功名。以祝允明来说，祝家本是世代官宦，继承遗业，并发扬光大，乃是列祖列宗发自冥冥之中的命令。因此，尽管自己行为放肆，对儿子却管束很紧。在祝续中进士、点翰林之时，他当然激动不已，对皇帝感激涕零了。这一刻他完全改变了精神面貌，变得庸俗不堪。
父亲的品格影响儿子，那是极平常的事情。但历史上许多个性特异、卓立不群的狂诞之士，却少有把自身品格留传给子弟的。相反，他们的儿子大都是平庸，好像为了完成一种平衡。祝续官运亨通，但在父亲所精熟的文学、艺术、哲学等各个方面，却没有一项提得出的成就。
这里也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所谓狂诞，其实并非只是行为的奇特，而是表现着对旧有规范的破坏，对新的人生价值的追求。自己追求的东西却不愿儿子去追求，而宁愿他们平庸无奇，社会又怎么能够改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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