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歌的传统习惯来说，如果强调高山的险峻艰危，则诗人所表达的情绪以畏惧退却居多。曹操《苦寒行》作于汉献帝建安十一年（206）出征高干时，作为三军主帅，一代豪杰，本不会有面对太行山而畏怯的心理，但诗中却一再说：“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李白的名篇《蜀道难》，多奇幻之思，惊诡之句，但也是一再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像祝允明那样，既有意写山势的险恶，又特别表示对此险恶雄豪之境界日夜难忘的诗，属于例外，是什么因素引起这种变化呢？
在诗人笔下，险恶的山岭从来不仅是自然的存在，而常常是压迫人生的外在力量的象征。李白《行路难》也写到太行山：“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表达了难以找到出路的悲哀。《苦寒行》、《蜀道难》多少也有这样的意味。确实，人总是难以与命运相抗，发出这样的哀叹原是自然的感情流露。但在明代出现了新的情况，那就是一部分文人对自我的重视、期待要远超过前人。不管实际地位和成就如何，在人生哲学中，他们绝不承认有任何高于自我的存在。祝允明的狂傲自负更是人所皆知。他的《大游赋》序劈头一句，就是“宇宙之道，于我而止矣！”这是把“我”视为所面对的世界的主宰者。狂者进取，个性自然向外拓张。尽管在现实世界里，他们仍然可能被外在力量所压倒，但在精神世界里，以及反映自我精神的文学世界内，他们是不肯向任何力量退却的。这跟前人有很大区别。明人的这种性格，在清代常被批评为轻狂浮躁，但这恰恰表明清代文人进取精神的消退。
再回到《太行歌》。从美学的意义上说，西洋人把各种景观分成两大类：粗犷、雄壮、巨大的一类，称为“崇高”；秀丽、小巧、细洁的一类，称为“美”。祝允明将太行山的雄峻可怖与江南风光的佳丽可人相对比，很接近西洋人关于“崇高”与“美”的区分。他是取“崇高”而舍弃“美”的。这是诗人个性扩张、冲动，追求刺激而不甘于平静的表现。从象征的意义上说，他是一个渴求有所作为的人，在环境不允许的情况下，此种渴求更其强烈。虽说祝家世代官宦，他的生活绝不会太差，但由于仕途困顿，又无其他可以发挥的余地，便觉得内在的创造力受到压抑，而更为厌恶平庸的生活。因而，回想幼年穿越太行山的经历，尽管惊慄恐怖，却令人兴奋激动，便以此为象征，表现内心中对壮丽人生的向往。
其实，对现代人来说，这种情绪是容易理解的。许多环境安逸、生活富足的人，偏偏喜欢冒生命危险去攀登杳无人烟的山峰，不正是为了克服人生的平庸吗？开首引《尸子》：“龙门，鱼之难也。”但跃过龙门，鱼即化龙，这传说的真正意味，恐怕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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