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修为三国魏名士，博闻强识，才思敏捷。祢衡于当世之士，只推重孔融、杨修二人。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自长安进兵汉中（治所在今陕西南郑县），刘备据险扼守，两军僵持不下，“王（曹操）欲还，出令曰‘鸡肋’，官属不知所谓，主簿杨修便自严装。人惊问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知王欲还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又据说“魏武（曹操）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世说新语·捷悟》）这事不可信，学者已有辨正，但说明杨修多知多言，引起曹操的猜忌，后来借故把他杀了。薛道衡在隋朝以辞藻闻于当世，后为隋炀帝所忌，被杀。他的诗“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昔昔盐》），是当时流传的名句。据说隋炀帝将薛道衡处死时，曾问他：“现在还能作‘空梁落燕泥’吗？”这种因才丧身之事，就更加可悲，虽然这也只是传说。
同杜甫的大部分咏物诗一样，这首《鹦鹉》也是写意之作，是愤世嫉俗之言，而非告诫规劝之词。诗中只是借吟咏鹦鹉，指责统治者对人才的迫害，而不是要世人从中吸取教训，以“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金人铭》）这种话，作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尽管诗人因抗疏直言，断送前程，饱尝苦辛，但他并未因此改变初衷，矫性随俗，屈己从人。代宗永泰元年（765）三月，命裴冕、郭英乂等文武大臣十三人，于集贤殿待制，以备询问。当时宦官跋扈恣横，待制诸臣，均噤口不言。为此，杜甫曾作诗讥刺：“呜呼房魏不复见，秦王学士时难羡。青衿胄子困泥涂，白马将军若雷电。干载少似朱云人，至今折槛空嶙峋。娄公不语宋公语，尚忆先皇容直臣。”（《折槛行》）这首诗和《鹦鹉》诗作于同时，诗中对待制诸臣钳口饱食，不能上继朱云、魏征、宋璟等人的忠谠耿直，深为不满，同时又指责当时朝廷不能像先皇太宗那样，容纳直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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