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既是诗人的希望，也是他的慨叹。所谓“安得”，言外之意，当时朝廷实在并没有这种能够提举天纲、治理政事、摒除诞妄、匡时救弊的明君良相。就在岷江泛滥之时，肃宗为庆祝他的生日，“于三殿置道场，以宫人为佛菩萨，武士为金刚神王，召大臣膜拜围绕”（《资治通鉴·唐纪》肃宗上元二年）。在同一个时候，京城中为皇帝祝寿的嬉闹声，和蜀中因失去家园的哭祷声，遥遥呼应；大明宫中的菩萨，和岷江边的石犀，相向而笑。故杜甫这首诗所讥讽、所谴责的就不仅仅是石犀厌胜这一点，也不仅仅是如何治水这一事，而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
随着岁月的流逝，那几头石犀，已像杜甫所希望的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那种将人的命运寄托于神灵保祐的厌胜式的心理和行为，却依然存在，即使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江水，对此也无可奈何。九百年后，金圣叹读杜诗，曾发出这样的叹喟：“是年无霖雨，水不损户口，《石犀行》又得不作耶？今吴、越淫祠，几与民居交半错处，我欲尽毁，而愚俗震骇。聊托于此，幸后之大力贤人，有以救之也！”（《杜诗解》）这正是杜诗的光彩，但却是中华民族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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