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安道中,杜甫对那些被强征入伍的士兵,尚能作些宽慰劝勉之语,当他离开石壕村时,面对呜咽不止的老翁,已经无话可说了。到写“三别”之时,诗人甚至放弃了“三吏”中所用的问答体的形式,让那些不幸的行者自己出来讲话,直叙其哀怨。这决不是诗人的态度越来越冷静,越来越客观,恰恰相反,他的感情变得越来越沉痛,越来越愤激。诗人在石壕村的沉默,是因为面对这种不幸,空泛的劝慰已经毫无意义,是因为诗人的隐痛,已经难以言喻。当他作“三别”的时候,已经不可能再站在一旁,作客观的描述。他写《新婚别》,己经化身为那个新娘;他写《垂老别》,已经化身为那个老翁;他写《无家别》,已经化身为那个单身汉。这些叙述,似乎不是他在一旁听来的,而是从他的肺腑中流出,出自他切身的感受,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惟其如此,才能写得这样逼真、这样深情、这样动人。
“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新安吏》)。但是,这种人世间的惨状,能够感动诗人,感动白水青山,却不能感动制造这种惨状的朝廷君臣。“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遣遇》)。当他们牺牲亿万生灵的时候,显得那么轻松,那么慷慨。这种漠视民生、极端自私的行径,和百姓心忧国难、深明大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人生无家别,何以为烝黎?”这是六首诗的总结。但就这组诗深刻的内涵说,并没有到此为止。如果再追问一下:把百姓逼到绝境中的朝廷君臣,面对这种愤激的呼问,将何言以对?浦起龙说得好:“反其言以相质,直可云:‘何以为民上?’”(《读杜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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