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和唱曲,都是平民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但在古时,艺人的社会地位卑下,被称为俳优、优伶。虽然他们中间身怀绝技者甚多,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往往湮没不闻,能留下姓氏者寥寥无几。像唐代的宫廷乐师李龟年那样名传后世者已属凤毛麟角,而明末清初的柳敬亭和苏昆生,作为浪迹天涯的民间艺人,能留名青史,更是罕见。
柳敬亭,原姓曹,名遇春(一作逢春),号敬亭。泰州人。十五岁时因事被官府追捕,逃往盱眙。一日,他过江在大柳树下休息,“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见吴伟业《柳敬亭传》)。从此易曹为柳,人称柳麻子。后来他自学说书,技艺超群,誉满一时,《柳敬亭传》对他的说书技巧有生动的描述。由于他在“养气、定词、审音、辨物”等方面下功夫,终于获得巨大的成功,使听者“危坐变色,毛发尽悚,舌挢然不能下”,甚至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目之所视,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之后,他浪迹江湖,在扬州、杭州、苏州、南京一带说书,名声大振。
崇祯末年,柳敬亭和苏昆生曾一起在左良玉军中为幕客,受到左良玉的赏识。弘光元年,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挥师沿江南下,声讨马士英。岂料重病染身,舟至九江,竟吐血而亡。其子左梦庚见大势已去,遂率领残部降清,号称“百万之师”作鸟兽散。此时柳敬亭因事先已离开左良玉部队,幸未卷入这一事件。
后来,由于生活所迫,柳敬亭曾一度在松江提督马逢知处为幕客。马为人骄恣暴虐,耿直疾恶的柳敬亭自然和他格格不入,“在军政一无所关”,故马逢知因事系狱处死,柳得以免祸。随后他继续以卖艺为生,流落江湖而终老。
一个江湖艺人之死,自然不值得给予关切,所以未见文字记载。但他在垂老之年依然献身于说唱艺术,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清汪懋麟《柳敬说书行》有一段记载:
吴陵有老年八十,白发数茎而已矣。两眼未暗耳未聋,犹见摇唇利牙齿。小时抵掌公相前,谈玄说鬼皆虚尔。开端抵死要惊人,听者如痴杂悲喜。盛名一时走南北,敬亭其字柳其氏。……长安客舍忽相见,龙钟一老胡来此。剪灯为我说齐谐,壮如击筑歌燕市。
此诗作于康熙九年(1670)。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柳敬亭当时“年八十”,八十可能是举其成数,不一定是确数,但估计不会相差很大。其二是他们相见在长安(当喻清朝都城北京),说明入清以后,他不仅活跃在江南一带,而且流落北方。余怀《板桥杂记》也有一段记载:“(柳)年已八十余矣,闲遇余侨寓宜睡轩中,犹说秦叔宝见姑娘也。”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介绍苏昆生。苏原名周如松,河南固始人。精通音律,善唱曲。他的生平际遇和柳敬亭有相近之处。他先是为左良玉“幸舍重客”,左死于九江,“苏生痛哭,削发入九华山”。为了保持民族气节,他宁可削发出家,退居山林,也不愿和那帮降清者同流合污。从今天看来,也许这算不上是“英雄行为”,但至少说明他心中的灯是明亮的,因此,吴伟业在《口占赠苏昆生》中赞扬道:
楼船诸将碧油幢,一片降旗出九江。独有龟年卧吹笛,暗潮打枕泣蓬窗。
李龟年是唐代著名宫廷乐师,因受唐玄宗的宠遇而名噪一时。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流落在南方,杜甫有《江南逢李龟年》诗:“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诗中流露出对安史之乱后唐代由盛而衰的慨叹。昊伟业这首诗以李龟年喻苏昆生,和杜诗在思想上有一脉相承之处,诗中不但赞颂苏昆生能始终坚持崇高的民族气节,而且表达了对故国深沉的思念。
苏昆生的削发出家,并非出于本意,因而在九华山避居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又流落杭州、苏州一带,并有幸在吴伟业家乡和诗人相遇。他知道吴伟业曾为柳敬亭作传,故也渴望诗人为他写点什么,以便留传后世。说:“吾浪迹三十年,为通侯(指左良玉)所知,今失路憔悴而来过此,惟愿公一言,与柳生并传足矣!”(见《楚两生行》序)出于对两位民间艺人的崇敬和热爱,梅村慨然允诺,作《楚两生行》而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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