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诗“原本杜陵”之说，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如此，其实钱、杜品格的高下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杜甫激昂的爱国主义情绪和对人民深厚的爱，构成了杜诗的灵魂，而钱谦益所缺少的恰恰是这一点。由于钱谦益品格上的污点，对他的诗作恐怕不应作过高的评价，这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吴伟业，入清后他曾长期隐居乡里，以保持名节，后在新朝引诱、胁迫下，半推半就地踏上了仕清之途。不过钱之降清和吴之仕清不仅时间有先后，而且性质也有所差别。首先，钱谦益于弘光朝任礼部尚书，身居要职，在清兵南下之际，他非但不组织人民进行抗清斗争，而且率先开城迎敌，他的降清明显带有主动性质。而吴的仕清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动的，这是他懦弱性格造成的悲剧。其次，钱是在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不久，脚根尚未站稳之时降清的，显然具有背叛明朝的性质，而梅村的仕清晚至顺治十年，即清政权统治中土已达十年之久，政局趋向相对稳定，清政府除了采用硬的一手在军事上继续实行无情镇压外，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则采取安抚政策，广泛网罗人才为新政权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吴伟业由他人推荐而仕清，我们固然可以说他晚节有亏，但和钱牧斋的开城迎降不可等同视之。特别是钱降清之后，非但未有悔恨之意，而且还向清朝统治者献媚。史惇《恸余杂记》载：
豫王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忽日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则髡辫而入矣。
清初下令薙发，在平民百姓中曾引起轩然大波。因而牧斋领头薙发，自然遭人讥诮。有人对钱的一生用四个字概括：“有文无行”。这也许太苛刻了些，但反映了人们对他为人的评价。
吴伟业对自己未能坚守民族气节深感痛悔，仕清前后，内心充满矛盾。他在北上之前曾拜谒推荐他入朝的江南总督马国柱，吐露自己的心迹：“惭愧荐贤萧相国，邵平只合守瓜丘。”（《投赠督府马公》）表示愿意隐遁田园以了此一生。临到京之时，又一再表示“此身只合伴渔樵”，“白衣宣至白衣还”。这些诗句，决非矫饰之辞。仕清之后，他更是无情地解剖自己，几乎无时无刻不进行自我谴责。“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这类充满感伤的忏悔，淋漓尽致地将内心矛盾和痛苦和盘托出，令人难以卒读。在他诗中，强烈的故国之思和深沉的悔恨往往交织在一起，构成后期创作的特点。只因大节有损，使那些闪烁着爱国思想的篇什，也蒙上了灰尘，这是很可惜的。
对于古人，我们自然不必过分苛求，但人品的高下优劣，不能不直接影响对其作品的评价。此外，我们还看到，在吴伟业的作品里，无论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在揭露现实的黑暗，以及反映人民生活的疾苦方面，似乎都超过钱谦益，有着与同一时期诗人相比的更强的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因此，我们在这一小册子里比较侧重于介绍吴伟业，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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