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陈独秀领导的中国**来说，唯一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是其与孙逸仙领导的国民党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致中国**起初并不愿意陷进去。在“一大”上它对中国其他党派的态度，不是如陈公博记载的那样是敌对的，就是像陈潭秋追述的那样，支持国民党的进步的政策，但采用非党派的合作方式。1必须记住，陈独秀当时正与广东的军阀陈炯明共事，李大钊则打算与北方的军阀吴佩孚进行一次会谈——两者都是孙逸仙的敌人。2但是，到中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时，陈炯明事件已经结束，吴佩孚也遭到马林和中国**关于当前事态的声明的严厉谴责。这个声明邀请国民党以及其他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团体联合组成一个民主统一战线，将中国从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3
统一战线的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无可质疑的；使中国**其后遇到宗旨上和组织上难题的，是1923年6月采用的“党内合作集团”的政策——据此，中国**的成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中国**党组织的独立性。4首先，这种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的策略，同**在意识形态上铲除资产阶级的承诺是矛盾的；另一方面，党员一致行动正是列宁主义的**概念的本质的组成部分。1夺取政权之前很有必要结成统一战线，这一前提由于中国**人数上的劣势，似乎是有充分根据的，但它也为统一战线在国民革命看上去正在取胜，联盟中较弱的一方可能被较强的一方抛弃时的最终分裂，播下了种子。因而，这个联盟必然是暂时的，因为从革命的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不大可能是平平静静的。继列宁的《两种策略》之后，瞿秋白的重要文章《自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2似乎已准确地点明了这个问题。但共产国际更为乐观，谋求从内部控制和改造国民党。3
国民党由于接受了如其1924年的宣言所阐明的反帝反封建的双重目标，也由于其改组披上了列宁主义的外衣，的确发生了变化。4统一战线成立以后，中国**谋求通过把其成员安插进国民党中央的群众运动部门和黄埔军校，从而影响国民党。国民党员们对传统上被认为显赫而有实力的部门，例如财政和外交部门，而不是组织、宣传、劳工或农民部门，表现出更大的兴趣，这一事实表明，国民党对党的组织和革命的观点没有改变。保守分子们争夺有钱有势的政府职位或大元帅府的职位。与此同时，中国**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新青年》和《前锋》，从未停止批评国民党组织上的缺陷和妥协的倾向。这些努力，连同俄国的援助和俄国顾问的到来，有助于国民党中左翼的产生，因而在其创始人孙逸仙于1925年春逝世以后（见第11章），逐渐分裂了该党。1国民党的党组织落入左派之手，而政府则仍在右派的掌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国民党政治顾问的斯大林的特使鲍罗廷，希望形成一个中间派来团结和统治该党。2
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导致中国**重新调整其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被陈独秀认定为“反革命的”3国民党右翼已背离了统一战线，而中间派则保持其暖昧态度，国民党左翼具有革命倾向但是容易妥协。陈因而从其早些时候只有资产阶级才有能力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转变到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执掌这种领导权的立场上来。大约同时，斯大林在莫斯科提出了国民党实际上是四个阶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大（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集团的观点；4因而就中国**来说，留在其中以便保持“党内合作集团”联盟，尽力使国民党发生转变，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从更实际的方面说，中国**向群众进行宣传和组织群众，得益于国民党的合法旗号，5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和随后的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以及1927年1月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的行动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这些胜利要归功于**在城市劳工当中的工作。6第一次统一战线将近完结之时，**大概能够影响约300万工厂、矿山和铁路的工人。与1920年仅仅385000人的数字相比，1这种显著的增长要归因于**在其1925年1月于广东召开的“四大”上所采取的展开工会工作的措施，以及五卅运动本身。工业方面纠纷的次数增加了——由1925年的348起增至1926年的435起，尽管大都出于经济原因。2北伐期间（见本书第11章），湖南的工人帮助北伐军运送军用物资，同时破坏了北方军队控制之下的铁路系统，3他们在汉阳兵工厂的同志们则举行罢工，阻止为吴佩孚部队生产军火。4迅速扩展也许导致了工会组织的脆弱。在广东，工会的领导和纪律都令人失望，因为工会本身在**和**产党的路线上存在严重的分歧。5在武汉，当时工会运动的一个杰出领导者**，承认工会群众基础薄弱、组织不团结、政治觉悟模糊。6
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的正统立场，把亚洲革命者的注意力引向他们本国的土地问题。在其1922年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着重告诫说：
东方各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如果不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东方各国的革命党必须明确制定自己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应该提出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及其以大土地所有和土地租种形式出现的残余的要求。1
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会（1926年2—3月），还有第七次全会（1926年11—12月），都发出了同样的呼吁。2中国**的领导者们，陈独秀和张国焘尤为突出，往往低估农民对于政治问题的兴趣及其有组织的行动的能力。3中国**1925年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于土地革命只表现出有限的兴趣。然而，这并不能否认某些党员个人为后来相当重要的农村工作倾注了精力：沈玄庐在浙江萧山的农民协会为减租而斗争；而彭湃在海丰和陆丰的农民协会创始于1921年，在1923年拥有100000以上的成员。后来，在国民党的赞助下，不过仍由中国**领导，这场运动波及广东全省，涉及大约700000人。青年团领袖恽代英以一种不那么系统的方式劝导团员们去乡下工作。4湖南的农民运动由于其巨大的规模和**在其中的作用，是别具一格的。它始于1923年，并且在1926年该省被国民党的军队攻占时，得到了有力的推动。据毛所说，那里的协会在1927年初拥有200万名会员。1当国民党军队到达湖北时，农民运动也在那里爆发了。到1927年5月，它声称有250万成员，而江西据说有83000人加入农民协会。2组织起来的农民试图推翻或削弱“土豪劣绅”的统治，攻击不合理的风俗和习惯，铲除**现象。3在湖南，他们超过减租减息的范围，提出了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4他们还通过提供军事情报和充当向导来支持国民党军队。5
到1927年6月，武汉国民党的农民部（见本书第11章）声称六省的农民协会拥有令人吃惊的900多万名会员。6如同工会一样，它们的飞速发展也导致了组织松散和纪律涣散。7曾是国民党农民部首脑的**人谭平山，公开地承认他在加强农民运动方面的失败。8更糟糕的是上层决策含糊而易变，造成了下层行动犹豫不决。如一位领导者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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