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

    马克思主义传入很久以前，中**事上的衰弱和经济上的贫困状况，对于那些有政治头脑的中国人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因此有了富国强兵的呼吁。但是直到改良主义思想，包括其中比较保守的“体用”学派（见第7章）兴起时，值得为之献身的中国的思想方才开始出现。“改革”（或者说“改良”，或者说“维新”）这种说法本身就暗示，在这个国家无法分割的文化和制度中，具有必须革除或者改造的不可取的成分。从革新者们的角度来看，那些反对这类改革的人们是在保护中国的不良品质，而且因此对它们的延续负有责任。在改良主义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几乎没有任何指导性的哲学理论，只有个人和社会两个层次上的零散的观察与比较；西方值得称道的优点——它的实力、富足、教育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受到注意，并与中国的不足取之处进行了比较。康有为对儒家学说的修正，与严复对托马斯·赫胥黎论进化和伦理的文章的翻译恰在同时，这就为改革提供了哲学基础，从而将其推进到第二阶段，儒家化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折衷主义的哲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其框架之内，中国和她的人民被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此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是被视为可以与中国的政治社会疏远开来的。即使在1898年的维新失败后，在政治舞台上起来取代改良主义者的革命者们也认为，除执政的满族人以外（以他们种族低劣为借口），没有必要使任何人与政治权力脱离开来。尽管其哲学体系庞杂，中国的维新或者革命，除去中国衰落的模式和西方（包括明治时期的日本）成功的模式，没有其他以经验为根据的理论。

    中国连续不断的道德堕落、政局不稳以及经济恶化，为复辟皇权的反复企图和外国的侵略提供了条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欧洲的战争暴露了令人非常钦羡的西方文明所固有的弱点，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连同其随即废除沙皇在华的特权，则为中国的解放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仿佛这些划时代的事件尚且不够一样，巴黎和会决定把以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给予日本，而不是公正地归还中国。在这些事件和决议的综合影响下，中国的思想与政治气候突然改变——儒家化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宰地位被彻底粉碎了。跟随其后的是思想上的混乱，在这种混乱局面中，中国学者很容易被罗素或柏格森、尼采或孔德、克鲁泡特金或马克思的种种观点说服，并改变信仰。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皈依者是谁？他们对于自己国家的现实有着怎样的理解？他们在社会和政治活动中有着怎样的个人经历？为什么他们信奉了这样一种学说？

    五四运动后的五年里，改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当中，仅有12人已知是出身于无产阶级。1其余的所有人都受过教育，而且有些还出身于相当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在地理上他们分散在北京（围绕杰出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所在的北京大学）、上海（围绕创立于1923年的观点激进的上海大学和陈独秀在1919—1920年帮助创建的工会组织）、武汉三镇（围绕中华大学〔见图八〕及其附属高级中学，李汉俊与恽代英在那里任教）、长沙（围绕**、蔡和森与其他人组建的新民学会）、广州（围绕陈公博、谭平山与其他人在其中任教的一些学院）、广东的海丰、陆丰（围绕彭湃的农会组织）、内蒙古（容易到达苏联和北京）、陕西的榆林（围绕由李大钊的学生们如魏野畴执教的师范学校）、成都（围绕吴玉章和恽代英任教的高等师范学校），连同许多中国留学生在那里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日本、法国的俄国。思想影响的源头主要是北京（通过广为流传的杂志《新青年》），再加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的著作的日文译本，以及在法国同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接触。这些激进的思想能够为社会状况所验证，并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被表述出来，远在国家内地的一些地方如成都和榆林引起反响。

    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皈依者屈指可数；其中一些人年龄较大，曾参加过辛亥革命，还有更多的人知道1913年内战中的起义以及1915年和1917年复辟帝制企图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虽然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至少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但其中任何一人都不能称为研究学术的学者。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讲，知识总要引起行动的结果，否则就将成为无目的地学习的收获。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实其效用。一种理论一旦通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被修正或者被放弃，同时开始寻找另外一种理论。1他们卷入和干预政治，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学术生活。胡适博士是个例外。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在探求知识方面不那么勤勉，或者不那么细致，虽然他们共同的偏好是在小组或者学会中集体学习。他们反对传统，意识到传统将被废弃，并在寻求一种将其彻底铲除的方法。他们在文化上的异化造成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异化，这或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或是因为缺乏有威信的社会地位。

    他们关切自己国家的落后状况，寻找方法使国家值得他们为之献身，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这使得他们的民族主义是有条件的——人们热爱中国，因为她可以变成值得爱的国家，1不只是因为他们生来是中国公民。2这种落后状况集中体现为经济的停滞，如陈独秀于1918年指出的那样，或者如**大约10个月以后在《湘江评论》的发刊词中以同样的倾向所写的那样。3其他的人如向警予通过不同的途径，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她探索妇女解放的过程中，向发现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女性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她逐渐相信“从前种种，皆是错误，皆是罪恶”。4

    陈独秀和李大钊认为，造成中国普遍落后状况的原因是**的官僚和无耻政客的扈从们所助长的精神消沉、道德沦丧1和不受约束的军阀主义。2这些军阀及其支持者，**含糊地称之为“强权者，害人者”。3中国的这些强大的害人者都有“帝国主义者”作靠山，获得这种认识对于这些激进的思想家们是一个进一步的、极其重要的发现。4这为后来诸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的剥削、受压迫者的国际大联合，以及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这类概念的应用，打开了大门。至此为止，对中国现实的根本认识方面的变化还是逐步的，尽管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已经奠定了。十月革命以及对于巴黎和会上有关山东的决议的猛省，加速了这种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