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赶紧补充，这些主张中无论哪一种都不能保证**在中国的最后胜利。空洞的公式并不能解答如何获得群众基础这一问题。没有伟大的领袖能否建立有效力的政党，这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强调“现实主义”的政治策略并不能保证中国或莫斯科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而且谁也不能不考虑未可逆料的意外事件的决定性作用，如几十年后日本的入侵。
还要说明，1919年以前对动员起来的群众力量这种政治潜力，相对来说还不够注意。中国在过去的起义中无疑知道动员群众的威力。不过，尽管早就有“老百姓”是进步的受益者这种广泛流传的假定，但是在1911年以前，即使是革命者基本上也没有想到群众组织是政治力量的一个来源1（多少有些可疑的他们与秘密会社的合作除外2）。我们可以设想，就某种意义说，文人新的西方的观念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他们与群众的距离，增强了他们那种平民百姓是沉沦于无知和消极状态的无能群氓的观念。
尽管1911年以前的革命者着迷于俄国的“革命英雄主义”，但“走向民众”的观念在五四时期之前并没有在当时的“社会运动”中真正出现。就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人的工作看，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直接接触的观点应有可观的前景，但这并没有涉及动员群众是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源泉这种观念。用不着多说，1919年以前那个时期的“新文化”看法几乎还不是以群众的政治动员为方向，尽管真诚地承担教育群众的根本义务。
1 关于对李大钊的研究，见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1 爱德华·弗里德曼：《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论及孙逸仙的一些追随者如朱执信1911年以后组织“群众”的活动。 2 关于这种合作的讨论，见玛丽·巴克斯·兰金：《早期的中国革命者：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1902—19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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