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是一所私立大学，它具有财政独立和行政稳定的优点，然而它的财力仍不足以适应何仿照伦敦经济学院制订的雄心勃勃的研究所计划。为了办成研究所，何个人捐赠500元和自己的藏书，而1929年太平洋学会的2000元赠款使研究所得以生存。这也标志着南开研究所图书馆的开始，这个图书馆后来以中国经济方面的藏品丰富而闻名。2这时伦敦的托尼教授来到南开大学从事研究，并在1929年—1930年间的冬天讲学。3这样获得的国际知名度以及中国经济学家中有高学术水平的证据，导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32年给予一笔为期五年的资助。研究所得到这些帮助后，在1937年战争爆发及南开校园被破坏前，出版了大约20种颇有见地的专著（包括大量的实地数据。）4
康乃尔大学开创的土地利用研究，在20年代由卜凯等人在金陵大学继续进行，他们关于中国农业经济的抽样数据展示了农艺技术的全部领域。从1934年起，这项工作由沈宗瀚等人在中国中央农业实验所继续进行。1
社会学在燕京大学得到发展，从社会调查开始，起初这是受基督教青年会一位干事的启发，这位干事在1912年组织了北京学生社会服务俱乐部，使会员更多接触中国生活的现实。到1915年，这个团体已对北京320名人力车夫进行了首创性研究，这是对人类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小说家老舍使之永垂后世（参看第9章）。1928年燕京社会学系的“社会调查之翼”，在北京西北燕京大学新校址以北三英里的清河农村建立了农村研究站。2受西方训练的中国社会学家以这次社会调查为，在燕京继续为中国的这门科学奠定基础。它在燕京的成长是由1929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归来的吴文藻领导的。吴在该校遇到步济时，并研究社会学。吴文藻的领导和规划以及派遣学生出国培养了一批发展本专业的主要人物。美国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访问燕京，并在那里授课也刺激了它的成长。3
社会研究往往需要历史知识和制度知识的基础。陶孟和（1912年获伦敦大学文学士学位）于1928年负责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的北平社会调查所。4该所研究人员除其他事务外，开始为社会和经济制度史查阅新开放的清朝档案。1934年该所与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
中国营造学社也从事实地考察。该社于1928年由一位杰出的前官员（朱启钤）建立，但在1930年前主要从事图书资料研究，此后才由两位宾夕法尼亚大学培养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以及另一位由日本培养的同事刘敦桢领导该社的实地调查，以发现古迹——庙宇、塔、桥。在这里，得到了引进的方法帮助的新的科学兴趣又一次导致了历史性的发现。1
表5 1928—1940年蔡元培主持期间中央研究院主管人员
引自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第33—36页。
※紫金山天文台，不是气象台——译者。
※※傅斯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不是中央大学——译者。
研究的资助
30年代早期，研究和出版事业迅速扩大。中央研究院的10个研究所的所长（见表5）是五四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非常严肃地肩负起了他们的责任。由不同的研究和专业机构主办的科学杂志及其他出版物（见表6）增加了好几倍；在主要期刊中有9种属地质学和古生物学，6种属生物学，两种属气象学，两种属化学和化工，还有一种属物理学。1这些科学家的终极目标是把中国科学放在与其他现代国家平等的基础上，并对科学界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同时在地质学、有机和无机化学以及营养学等先进领域中，其进步受到工业化目标的直接鼓舞。2在傅斯年的领导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及其特刊树立了中国历史和文化学术研究的高标准。
这里不可能评价南京教育部的非常广泛的工作。（前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在1933—1937年间曾任教育部长）。该部负责推行全国学校体制，开展识字运动，以及制订中学毕业和大学入学的标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教育部无关，在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保护下得以从中央政府获得稳定的资金，负责资助高级训练和研究。由于基金会的发展是独立的，它的活动不断扩大并渗透到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基金会的资助计划涉及广泛的学术领域。基金会在1926—1945年的20年间拨款一览表显示，有96个机构，包括大学和学院、研究机构和文教组织，得到总数达 24250893元和392795美元的资助。
表6 主要研究机构和专业刊物（1916—1944年）
来源：根据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188—189页；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第7页。
由该基金会发起或资助的项目有下列数类。1（1）从1931年到1937年与国立北京大学直接合作，每个项目每年由此捐赠20万元以补助教职员薪金并支持他们腾出时间从事研究。基金会的资助大幅度减少了在其他学校兼职的教授人数；而教授们因薪水增加得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北大的精神状态大有改进，有多位杰出的学者被吸引来任教。（2）按照地理差异在沈阳、南京、武昌、广州和成都选定6所主要高等师范学校，并设立理科教授职位。（3）向高级科学家提供研究基金以资深造；这些资助（表7）是长期的，给予专业成就已得到广泛承认的数量有限的个人。（4）向年轻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供科学研究基金，以便在国内或国外接受高级培训。在1928—1945年共拨研究基金723笔，特殊奖金3笔（表8），其中327名研究人员在国内从事高级研究；在出国的研究人员中，208名去美国，64名去法国，56名去德国，39名去英国。他们的专业分布甚广，从农业和考古学，经植物学、化学，以及数十种其他领域，到动物学。值得注意的是土壤技术，这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新的专业，在这期间收到15笔研究基金，而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没有一个领域超过10笔。战争开始后，工程学作为颁奖领域崭露头角。（5）在中华基金会赞助下建立了一些机构和组织，其中有几个逐渐演变为科学文化界的主要研究所，如1928年为纪念基金会首任干事长范源濂而建立的静生生物调查所，1934年与中央研究院一个研究所合并的北平社会调查所，以及在美国管理庚子研究基金的华美协进社。
教会院校的教师根据特长可获得该基金会的支持，而另一个基金会，即哈佛燕京学社，则特别支持教会学校中的汉学研究。这个以哈佛为基础的机构于1928年由燕京大学负责人（司徒雷登）和哈佛商学院负责人（沃利斯·b.多纳姆）发起建立，它支持燕京大学洪业领导下的汉学经典文史方面的学术培训和研究计划。目的是按照欧洲汉学采用的方法运用现代标准和装备（如索引）以促进在中国的研究。拨款还帮助其他教会学校研究汉学；基金还提供给中国学者在哈佛接受训练。
1931—1949年间为大众所知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起初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一个特别项目，后来发展为一项中国文化的主要财富。1
表7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科学研究基金，1930—1945年
来源：根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8页。
表8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研究基金的专业分配，1928—1945年
来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10页，表1。
1928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出资建立北京图书馆，作为建立国家图书馆的第一步，把临时馆址设在北海公园，并任命袁同礼（1923年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毕业）为馆长。三年后该基金会提供1374000元建造了一栋宽阔的新图书馆大楼，同时教育部建议北海图书馆与原国立图书馆合并；后一机构于1909年建立，藏有由前帝国翰林院和军机处大库转来的珍贵图书。这样，1931年新楼落成时，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成立了。1袁同礼使北平图书馆成为中国图书馆活动中心，带头引进新技术，如编辑联合目录、联合期刊表、馆间互借、影印服务，与其他国家的机构交换资料以及交换馆员。2此外，国立北平图书馆还发起出版研究工具，其中《图书季刊》、文献汇编，以及汉学、文学和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索引受到高度评价。袁在1925年协助建立中华图书馆协会后，在出版两种图书馆学期刊方面也起了作用。1袁和30年代其他有远见的图书馆员大力参与中国现代化，认为他们的作用对发展科学和现代教育是不可或缺的。1933年国民政府建立了国立中央图书馆，它最终成为接受别国政府交换资料的官方收藏所。
1936年召开了“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科学会议。这次会议由科学社和中国数学、动物学、物理学、化学和植物学等学会联合发起，在分组会上提出了250篇论文，其中大约60%反映了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财政资助的机构所做的工作。2
到1937年，学术界领导人物通过积极努力和相互支持，已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育政策，并在发展现代研究机构方面取得重大进步。3从表面看，中国似乎已经到达起飞点，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日益增多的大学和研究所里忙于学习和研究，并把他们的活动扩展到新的研究领域。30年代中期大多数领导人物深受西方模式的影响。他们作为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多层含义的名词——坚信进步是可能的。他们也是有意或无意仍保留儒家社会伦理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同样相信他们有义务承担国家建设的责任。在中国建立堪与西方国家一流学校相比的学术机构，是大多数这些学术带头人共有的理想。例如，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学习时，形成一个终生不渝的理想：为发展成一个现代国家，中国应当建立一批必不可少的学术机构，如达到哈佛、牛津、剑桥、巴黎大学水平的大的国立大学，以及地区、省和国家级的公共图书馆，后者可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媲美。罗家伦在1927年负责中央政治学校时表示，他想把这个学校变为四年制的学校，兼具伦敦经济学院和法国政治学院的特色。1有几年，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认为，他们为现代中国所做的设计是颇见成效的。
然而，这个互相联系并紧密结合的学术带头人的世界的消极面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因为全部学术机构是建立在一个自相矛盾的形势之上的。尽管这些科学家和学者竭尽全力从事机构建设，但把他们的目标转变成现实的机会却取决于他们左右政权的能力，1928年后，这是指国民党。许多学术领导人参加过孙逸仙领导的共和革命，他们能依靠这种联系来帮助他们的教育工作；民族主义是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共同语言和普遍情绪，它也能缓和自由主义的个人与政府当局之间潜在的破坏性对抗。然而矛盾却时有表面化的危险，例如在国民政府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之间，关于控制基金会基金却有低度的然而接连不断的紧张现象出现。2
1933年，自由主义的危机在中国突然出现。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崛起正在鼓舞中国的效法者（见第3章），独裁主义的学说正在涌现，而五四运动的学术派虽然避开了革命政治，但决不可能完全不知道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的以前的同事们。这两种党派专政的持续对抗，使国民党动员和镇压的力量增强了。恰恰蔡元培的右臂是杨铨（杨杏佛，1898—1933年），他曾一度担任孙逸仙的秘书，毕业于康乃尔和哈佛大学，1919—1922年任科学社干事，自1928年起任中央研究院第一任总干事。在杨的众多活动中，他曾与宋庆龄一起投身人权事业，并曾帮助建立短暂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深得自由主义者和左派的支持。1933年6月杨铨在中央研究院他的办公室外公然遇刺，凶手随即被南京的警察杀死。与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不同，这次行动的指使者从未受到追查。蔡元培虽然在1940年去世前一直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但1933年后他选择了保持低的公开形象。1谋杀杨铨后，国民政府开始了消灭江西的**的最后战役，并于1937年最终发动了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当时国民党的主要组织者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
总之，自由主义教育家在共和中国的成就，是在来自国内外的暴力尚未占优势的短暂时期取得的。学术界的领导人主要是在志同道合的同事中间工作，他们的相对成就足以助长他们的信心，这种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为现实所支持。然而这种自信和共通的意识，在这些领导人与他们朋友圈外的世界之间树起了一道屏障。除少数专家外，中国广大民众的生活和问题依然未被学术工作触及。黄炎培昔日是张謇的信徒，他致力于把职业教育办成一种向需要职业训练者开放的自由选择；然而，因为与农村社会的联系并未有效地建立起来，这个运动的影响主要限于部份城市居民，而且1928年后职业学校变得越来越像普通学校了。230年代中期，乡村建设运动在陶行知、晏阳初（在河北省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和南京附近的一个模范县）等人领导下刚刚开始。3蒋廷黻，一位在清华任教的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开拓者，在1935年向伦敦听众说，“我们有过失，在生活上脱离人民……我们不能使自己被中国的乡民所理解，更不能使自己被接受为农民领袖”。1
就学术界的领导人而言，使中国古代文化在更高的教育水平上现代化，是一项值得全力以赴的知识更新和机构建设的任务。他们按照传统，相信学者有责任过问政府的政策。30年代有关舆论的杂志中，《独立评论》是著名的。这家周刊是由一批北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编辑的。包括许多学术界和研究界知名人士，如丁文江、胡适、胡先驌、陶孟和、任鸿隽、陈衡哲、蒋梦麟、蒋廷黻和陈之迈。编辑部会议每月轮流在一名成员家召开，讨论可能持续到深夜。编辑们对当前的政府政策或适合于中国的发展模式的不同意见，适足以增强《独立评论》作为30年代早期中国自由主义改革家观点的发言人的作用。2
对日战争的威胁形成了爱国的大团结。以前避免为南京国民党政权服务的知识分子现在接受了蒋介石下面的职位。翁文灏和蒋廷黻成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行政秘书3（蒋梦麟战后也担任同样职务）。胡适出任战时驻华盛顿的大使，而其他人则在重庆任职。
同时，平津地区的学生带头唤起国人反抗日本侵略。1935年12月9日和16日反对成立由日本授意设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4的示威，再次使清华、北大、燕京和北平其他大中学校学生与警察和宪兵发生冲突。1日本人发现大学生和培养大学生的院校是反日情绪的根源，他们召唤北大校长蒋梦麟到使馆区的日本兵营，并指责他进行“广泛宣传”反对日本。蒋指出，如果日本停止侵略，反日情绪自然会消除；蒋被迫表示个人意见时，他回答说，“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2恐吓的努力失败了，但它预示了1937年7月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中国大学校园的野蛮破坏。
2 国民政府成立于1927年4月——译者。 1 艾德敷：《燕京大学》，第129页，又130、149—151、155页。又见菲利普·韦斯 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年》，第3章。 1 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年》，第106—109页；又见下列中国教 会大学联合董事会史：罗德里克·斯科特：《福建协和大学》；文乃史：《东吴大 学》；德本康夫人和鲁思·m.切斯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l.埃塞尔·华莱 士：《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刘易斯·c.沃姆斯利：《华西协合大学》。 2 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第91—109、129—135页；艾德敷：《燕京大 学》，第130、209、120—211页。作为世俗国家政权在“使燕京大学中国化”方面 取得进展的进一步证据，燕京大学不得不在1930年解散宗教系，教育部申明 宗教哲学和宗教史等课程可分别在哲学系和历史系讲授。 1 《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2卷，第430页。 2 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254页。 3 受南京政府任命在四川等原先半自治省份任职的人暗中受到怨恨，并被指为“中央人”。 4 任鸿隽：《五十自述》中“1935—1937年”一节。 1 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传记文学》第239期（1982年4月），第125页。 2 王聿钧和孙斌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39页。 3 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126页。 4 同上书，第125页。 5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25、138页；何炳松：《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载《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130页；黄建中：《十年来 的中国高等教育》，载《抗战前十年之中国》，第503页。 1 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11期（1983年6 月），第173—176页。 2 同上，第175－177页。这种状况的例子可在1928年至30年代初国立中山大 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和四川大学的事件中看到。 3 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11期（1983年6月），第179页。 1 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第191—201页。 2 许多事例中的一个：1932年6月27日国立青岛大学学生罢考期终考试，导致该校校长杨振声辞职；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263页。 3 见伊斯雷尔：《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年》，第5章；约翰·伊斯雷尔 和唐纳德·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加者》；关于社会背景，又见叶家哲（音）：《爱国精神与革命：20世纪20年代学生积极行动的性质和原因》，载陈福霖和托马斯·h.埃特佐尔德编：《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 国民族主义和革命》，第94－170页。 1 注：(1)“私立”类包括教会大学院校；(2)数字仅包括已向教育部注册并得到教 育部立案的高等教育院校；(3)当时日本占领下的东北的数据在官方数字中 缺。(4)黄建中：《十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第504—514页给出稍微不同的一组 数字。在黄建中的表中，院校总数达108所，未给出确切年份；然而，各类的相对规模与教育部的1934－1935年数字相同，因此：国立，24所；公立技术，2所；省立，28所；市立，2所；私立，52所。这些总数可同1928－1931年院校86 所的官方数字比较，该数字包括大学59所，其中国立15所，省立17所和私立 27所；技术学校27所，其中公立21所和私立6所。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 《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28年8月至1931年7月）》，表1。 1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第73—75页。杨亮功曾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1929—1931年），该校学生注册人数约为400人。 1 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100—101页，表60。可惜，该表未单独列出省立安徽大学的学生注册人数。 2 梁实秋：《谈闻一多》，第73—101页。 3 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4页。 4 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2部分，“表”，第2—3 页，表1，《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高等教育》。表上所列年份从1928年到1934 年；与中国和土耳其对比，美国（1932年）居第一位，每一万人有大学生73人，而日本居第22位，每一万人有大学生9人。 1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第7集（1978年），第6页。 2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集（1978年），第6—7页。全国科学评议会在1935年完全设立起来时有当然评议员11人，即中央研究院院长及该院10个研究所的所长，同上，第9—11页。 3 同上，第33—36页；例如杨铨、丁文江、任鸿隽、王琎、周仁、竺可桢和王家楫，全是中国科学社矢志不渝的成员。 1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集 （1978年），第17页。 2 应为农商部——译者。 3 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载潘公展编：《五十年来的中国》，第190页；《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3卷，第67页；和李济：《安阳》，第34—48页。 1 李济：《安阳》；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3版，1977年，第3—18页综述中国考古调查的发展。 2 见玛丽·布朗·布洛克：《美国移植》（英文）；玛丽·e.弗格森：《中国医学理 事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和约翰·z.鲍尔斯：《中国一座殿堂里的西方医 学》。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档案表明，除大量医学事业外，该基金会还扶助平民教育、农业研究、图书馆及其他方面的事业，特别是在30年代。 3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397页。 1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31页。 2 成志会出版了会史和会员名录，现在已不再是秘密。会员有冀朝鼎、蒋廷黻、 蒋梦麟、方显廷、何廉、孔祥熙、郭秉文、孟治、邹秉文、翁万戈、晏阳初。据1979年8月翁万戈私人通信。 1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36、39—40页。方显廷指出， 张伯苓为南开大学聘请了许多有能力的教职员，“特别从他自己的团体成志会 的会员中聘请”。同上书，第38页。 2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41、42、45页。 3 同上书，第45页。托尼的研究写成了《中国的土地与劳动》（1932年）一书。托 尼又同c.h.贝克尔（柏林）、m.法尔斯基（波兰）和p.郎之万（巴黎）一起写了 一份国际联盟报告，题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报告提出许多问题，包括美国教 育模式对中国的适应性。 4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45—47页。赠款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得以增聘六名刚从美国回来的研究人员，其中有吴大业、李卓敏、林同济和丁佶。 1 见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又见沈宗瀚：《沈宗瀚自述》，这是一个在康奈尔大学受过训练的本领域的带头人的著作。 2 在这项调查中，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项目代表步济时同许世连（音）一起工作。 步济时和甘博在1921年出版《北京社会调查》一书。见江勇振：《燕京大学社会 系：从社会服务到社会工程，1919—1945年》（未刊论文，1984年，得到著者同 意引用）。又见戴维·阿库什：《费孝通与革命的中国的社会学》。 3 吴文藻的学生有费孝通（《中国农民生活》的著者）、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主 义的社会学研究》的著者）和杨庆堃（《中国社会的宗教》的著者）；又见许烺光：《在祖宗荫庇下：中国的文化与人格》。 4 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中的档案。 1 见威尔马·费尔班克为梁思成著《中国建筑画史：其结构方式的发展和其形式演变之研究》写的序。 1 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191—198页。 2 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5页。 1 这一说明根据同上书，第6—16页和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 1816—1936年》，第221、224页。 1 到1926年，据报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是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176000册），清华 第二（87000册），岭南第三（68000册），金陵第四（61000册），以下是交通、南 开及其他。《中华年鉴，1926年》，第430页。 1 任鸿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12—13页。袁成（音）：《袁同礼：赞颂》，第53—54页。 2 《袁同礼：赞颂》，第55页。 1 《袁同礼：赞颂》，第56—57页。 2 同上书，第234页。 3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3卷，第583页。罗家伦：《我所认识的戴季陶先生》， 见《逝者如斯集》，第146页。 1 载《逝者如斯集》，第146页。 2 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第223—224页。 1 见费正清：《专心研究中国：50年回忆录》，第71—76页。艾伦·b.林登：《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和教育：大学院个案，1927—1928年》，《亚洲研究杂志》第27卷第4期（1968年8月），第763—776页提到蔡元培与陈果夫间的不和。 2 马戈·s.格武尔茨：《社会现实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 1927年》，第157—174页。 3 见孔斐力在本书第7章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论述；又见吴相湘：《晏阳初传》， 第3、5、6章；和查尔斯·海福：《中国的乡村建设：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哈 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3年）。 1 蒋廷黻：《中国之现状》，《国际事务（1935年7月14日）；关于蒋廷黻在清华大学培养研究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专门人才，见查理斯·r.利利：《蒋廷黻：在两个世界之间，1895—1935年》（马里兰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9年），第8、9 章。 2 《独立评论》的主张的倾向在尤金·卢博特《不自由时代的自由主义：中华民国 的新文化自由主义者，1919—1937年》中有分析。 3 翁文灏于1935年12月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于1936年3月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译者。 4 确切名称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译者。 1 弗雷恩：《战争序幕：1935—1936年中国学生的反抗》；伊斯雷尔和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加者》。 2 蒋梦麟：《来自西方的潮流》，第204页。这个情节罗家伦《蒋梦麟先生传略》中也提到，见《逝者如斯集》，第98—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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