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城市化的知识分子从外部操纵的已作准备的农民运动在学校假日或学生返乡时发动。1然而，无论这些知识分子对农民群众的赞助是多么真诚和深切，它几乎总是尾随并源出于一种更为普遍的反抗。1921年秋，由彭湃和海丰激进青年知识分子创办的刊物在名称上（《新海丰》）或内容上都与他们在其他地方的同仁们所写的文章或提出的主张，没有显著差别。只是他们写的可能更热烈，他们的调门更激动，以及他们的紧迫感和对折衷措施的反对更为绝对而已。但是，《新海丰》衍生于《新青年》及其与五四运动激进的后继者同出一源，却是不容否认的。2彭湃和他的朋友们的革命倾向，与和他们同辈的其他革命者一样，都是由同一源泉（民族的和意识形态的，而不是社会的，更不是农民的）激励起来的。后者也和彭湃他们一样，几乎全出身于最优越的社会阶级。中国的革命以一种非常典型的方式开始于使处于危机状况的上层社会的成员之间（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这一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对立。这些背叛自己阶级的家庭后嗣，在接受动员农民群众的战略以前，已脱离了自己的家庭。
9.组织。实际上，动员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这一事实直截了当地为罗绮园所承认。罗与彭湃在一起，是**农民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彭湃的主要广东伙伴之一。罗非常直率地说到“利用他们[指农民]作为基本力量”，并且同样直率地说，给他们一些好处，让他们团结起来。1在20年代，在海丰和广东其他地方建立起一种联盟，这是**农民运动最出色的成果，但是，这是一个不明确和不平等的联盟，农民之所以参加联盟是着眼于得到经济性质的具体要求的满足，而不清楚他们的领路人要把他们领到多远。
这些来自农民外部的领路人给农民带来了有效的组织，没有它，农民运动注定会失败。但是，凭借的正是这种组织，这些领路人才得以保证运动的方向。应予强调的是：**人所提供的组织给了农民运动它一直所缺乏的有效性，但是这种有效性也削弱了它的独立性。于是农民运动从属于革命运动（1927年以前是国民党，以后是**）的利益和总战略。
在海陆丰，彭湃像一个独裁者一样集各种权力于一身。但是，他是以协调其他所有机构的活动的一个组织的书记的资格，正式行使这些权力，这个组织是中国**东江地区（是广东的一部分，包括海丰和陆丰）特委。农民们无法把他们的政府（“海丰苏维埃人民政府”，只是在苏维埃存在的最后一个月，即1928年2月才正式成立）与已以“东特”委的简称渗透到他们中小社会的真正政权分清。在苏维埃专政的几个月中，海丰的农民（和陆丰的少部分农民）成群地集体加入中国**。据说他们最终曾占当地党员的85%。但是，这85%的决定权比2.5%的知识分子党员的决定权少，就这些知识分子党员而言，他们则受“东特”指示严格控制。1
10.地方的素质。这最后一项是疑问多于断言，但却不可回避，因为它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海陆丰地区（或东江地区甚至广东全省）是否具有某种特殊的性质，使这些地区倾向于起它们在**农民运动史上曾起过的先锋作用？或者说，使海丰赢得“小莫斯科”声誉的大胆尝试是出自偶然的历史形势吗？它也能在中国的任何地方发生吗？
很难把濒海的海丰县说成是中国内地的代表，但在许多方面，它真实地反映了内地，是传统中国的一个缩影。海丰和它的汕尾港，比内地省份一般的县更易于接受外界的影响，邻近香港（这里许多来自有“小莫斯科”之称的海丰的逃亡者出身于该县历史上偶然的传教士居留地）增加了与外国人接触的机会。这同样适用于广东全省，该省比中国的其他地方更外向。纵观第一次全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1925年）前的一个世纪，历史就已经突出并加强了该省与其他各省绝不相同的创造力。广东的沿海位置与其特殊的历史传统的结合，可能有利于在这个地区发展革命的农民运动，同盟会也曾发现这是一个进行颠覆活动的优越地带。
因此，广东注定要开创**农民运动的“素质”强烈地取决于它的联系（因而也是传统）；它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地人孙逸仙的革命继承人，孙逸仙出生的南部地区比其他地方更能强烈地感受到外部世界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海丰第一批农民协会本身与在广州的国民党的灌输无关，但是由于没有任何革命遗产，总能让人指出当地人的尚武传统——由于持续不断的世仇和私斗而保持了活力。海丰的居民有着好战的名声；他们比大多数其他中国人更重视搏斗中的勇敢，并且多年来他们一直随意支配一种争斗的工具：交错于整个地区的红旗会和乌旗会的准军事组织。经常推动他们进攻邻居的强烈的地方主义偶尔也会使他们起来反对当局及其外来的代理人；在海丰，文化大革命表现为当地居民与外来户之间的斗争，并且特别残酷。1
简言之，记录下有利于彭湃事业的当地居民的经历和倾向是很容易的；同样，指出西部的山脉屏障把海丰与该省其他地方隔开，并给该县一种战略优势（并不单是进一步加强了地方主义），也很容易。强调客家和福佬（原籍福建的人）的特殊风俗和习性等等，也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只在一点上具有说服力。从战略的眼光看也同样容易反驳，海丰的山无论如何并没有提供能与井冈山或更北方的山脉——它在中日战争期间为**的武装力量提供了避难所——相比的藏身所。地方主义和向外看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互相矛盾的用语：如果外来的影响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海丰，那么它们肯定也削弱了地方主义。首先，我们提出的各点都没有影响彭湃试图唤起的群众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
那样的状况是很容易引起愤怒和动乱的。但它们与中国其他地方普遍存在的状况并没有根本不同。它们确实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家庭拥有的土地分散较广，地租稍低），但穷人未必因此受害。其他**型因素（如两县居民中渔民和盐民比例高）可能有利于动员群众，但没有特别的证据可以证实。更重要的事实是：用全部时间耕种的人中，拥有自耕土地的人所占的比例比中国其他地方低（虽然并不比广东其他地方或东江地区其他地方低）。在1923年，海丰大约有20%自耕农，而有部分土地者占25%，佃农占55%。私人拥有土地的平均地租既不高于也不低于中国其他地区；土地短缺与人口最密集的中国东部和东南部一样严重。总而言之，在20年代早期，海陆丰农民和渔民的生活条件与同一时期这个国家其他地方大多数农民相似，差别并不明显。1说得更扼要些，这个国家东南沿海的这两个县的特征不能解释为什么现代农民运动产生在这里而不在其他地方。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彭湃1922年以后的行动（似乎与列宁导致十月革命胜利的行动（甚或更引人兴趣的是，1917年初列宁藏在一节密闭的火车车厢里从瑞士回国）一样，是决定性的因素。
然而，列宁不会不把彭湃的创造性成就判断为具有**“幼稚病”的特征。用更为通俗的话说，彭被批评为“冒险主义”，特别是关于他为海陆丰苏维埃制定的方针。这一方针是与**的官方路线完全一致的（这时由瞿秋白统治），而这条路线又由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重新确认，并于次月由广州公社说明。人们可能得出结论认为上述的一致只不过肯定了**运动的每一发展对中国**领导层所确定的总战略的依赖程度。但是，彭湃在海陆丰执行极端主义的政策无需来自党中央的鼓励，上面提到的恐怖主义只是极端主义政策最引人注目的表现而已。这些政策使苏维埃树立了许多敌人，远远地超过了地主的队伍：他们包括从资产阶级到商号和店铺被没收的零售商，甚至到丧失了老主顾的手工业工人。苏维埃不满足于树立不必要的内部敌人，它还大大地低估了外部敌人的军事实力。它对人民的数量和力量（大多数是农民，他们的革命热情被估计过高）的迷信意味着对必不可少的军事准备的忽视。突然到来的失败使它的领导人（首先是彭湃）大吃一惊。在激烈的战斗中，由于付出了代价，他们才知道只用手中的长矛和土枪去击退机关枪和大炮是多么困难。1
彭湃的过分的乐观主义和“冒险主义”象征着**农民运动的幼年期。经验就是逐步排除**人的幻想，并激励（或强迫）他们改进对目标的选择，必要时接纳某个社会阶级（即使只是达到暂时结盟的程度），在农民的各个阶层之间少做概括，更好地做有根据的划分，并最终完善他们的著名的“群众路线”的方法。简言之，党要根据在海陆丰早期开创性实验过程中实际上已全部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学习，并加以改进。
外地和以后
这里我们不想重复在本卷其他地方能够读到的在海陆丰苏维埃瓦解后20年中有关**农民运动的资料。2一般说来，30年代和40年代的经验是海陆丰模式的复制品，尽管其环境和规模有明显的不同。现在，让我们来观察它们的某些连续性和特殊性。
特殊性之一是民族主义的作用。**农民运动最有决定性的进展是在中日战争期间取得的，也是中日战争的一个结果。1但是，**抓住了外国入侵带来的天赐良机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农村苏维埃、中日战争和内战这三个时期之间的基本连续性。无论是战争期间还是和平时代，**人都把注意力放在地方问题上，并试图满足农民最紧迫的要求。在30年代后期，当中国农民集结于抗日领导人（他们正好是**人）的旗帜下时，农民们对国家本身的解放并不像对保卫地方安全那么看重。在战争开始时普遍存在的形势下，这种要求已成为他们最紧迫的需要。即使在那时，不安全也远非普遍的：农村中国的广大地区仍然未受到战争影响，而那里的农民不很关心抗战。然而，在与侵略者直接接触的地区，紧迫和恐慌的心情易使当地民众聚集起来支持第一个到来的斗士，只要他是坚决的。而**人无疑是坚决的。他们还在整个战争期间继续用上述确认具体苦情和目标的重实效的观点，保护农村穷人的社会利益。2
如果保护农民反对当地剥削者或日本侵略者是运动过程的第一步，那么这一步本身则从属于军事控制这一更基本的先决条件。1923年在岳北（湖南衡山县）建立的农会是最早的农会之一，像一年前海丰的农会那样，它起初能“在统治和权力的空隙中”成长。但它并未持续多久；当互相抗衡的军阀之间的地方战争以更敌视农民运动的一方获胜而告终时，“空隙消失了——农会也消失了”。3大约10年以后，“川北苏维埃的命运……随着四川军事政治的波动而盛衰”。1**人有意识地参与了军阀的政治游戏，一种每个追逐权力的人必玩的游戏。他们非常正确地把军事力量看作是取得政治权力和执行改革计划的先决条件。2无论到了什么地区，**的领导人为了能够站稳脚跟和扎下根来，不得不依靠暴力。那么，这就难怪**的农民运动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地区，主要不在那些剥削最严重和社会关系最紧张的地方，而在政治或战略条件有利的地方。3诚然，这些地方（像井冈山或陕北）大多也特别贫困。然而，山区或边远地区（简言之，是不容易到达的地区）可能比处于中心的或人口稠密的平原更为贫困。人们绝对不能假定，生活在华北和西北的**根据地的农民——他们大多拥有自己的耕地——比如说，比富饶的四川红色盆地的佃农更倾向革命。四川的地租和租佃率要高得多，而且拥有土地的少数人所负担的苛捐杂税也远远多于北方。策略压倒了各种社会因素的网——这就是说，有一个明显的事实：只要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位于附近的重庆，红色盆地便极不可能成为发展和维持红色农民根据地的地方。
不仅江西和以后华北或西北的农民并不比中国其他农民更适宜于**运动，而且在任何个别的苏区或战时根据地内，贫农也不像是首先集合起来的。在江西农民（无论贫农还是中农）不愿投身参加红军的早期，红军大部分是由雇佣兵、哗变的士兵（如平江1起义后由彭德怀领导的士兵）、从敌军来的俘虏和完全与土地没有任何联系的落魄者组成的。2农民也倾向于对苏维埃的民事机构敬而远之。据远峰区（江西兴国县）的例子判断，这些机构起先主要由其他村民所畏惧或鄙视的农村二流子（私盐贩子、职业赌徒、帮会成员）组成。这些边缘人物，加上城市的或城市化的知识分子——由于缺乏其他的“更好的”支持者，这些知识分子非常乐意征募他们——形成了一个奇怪而混杂的人群，从而使农民运动得以开始。3运动一旦起步，由于开展了土地改革，**人就能开始招募真正的农民。以后，他们便把那些不能克服其掠夺成性的二流子驱逐出他们的队伍。一旦**人有了足够的力量，他们也清洗了许多富农和小地主出身的地方干部和党员。4他们有计划地从中农，更乐意从贫农和农业工人中吸收新的积极分子。**人有充分理由防止富农和地主渗入新的政权机构以恢复他们的长期统治，因为他们可能试图影响或破坏其政策。**人也有充分的理由通过使穷人反对富人的方法来发动穷人。然而，人们不应把农村人口的各个阶层在经过**上层周密的政策加以改变后的行为，看作是以前的分裂的简单表现。
被发动起来的农民一旦参加了**革命，他们也就发现自己是一部行政机器的零件。在短暂的海陆丰模型和后来的发展之间，只有一个真正重要的区别：毛主义的建设很持久，从而能达到一个羽毛丰满的国家形态的新阶段。毛成功地组织并维持了一个持不同意见的政权。著名的群众路线说明了革命精英转变为统治精英的问题，这样的精英必须同时既建立国家，又进行革命。在江西时期一旦感觉到最初的政治紧张状态，这种两难的困境便立刻出现了。像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村干部那样，已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地方领导人的江西农民受到两面夹攻。他们不得不执行一些不得人心的指示，尽管以后会被指责为专横过度，例如，强迫他们不情愿的同村人购买过多的公债券，甚至“自愿地”无偿交回他们已购的债券。1 15年后，在中日战争末期和内战期间，地方干部的新的偏向（这次是“右”倾而不是“左”倾）被认为应对土地改革软弱和发动群众迟缓承担责任。对干部们就是这样，但是，1949年以前的**的革命运动与以后**的控制之间的连续性，就农民群众的行动来说也保持下来了。1946年豫鲁边区刚宣布红军的征兵运动，当地的农民便“送他们的年轻人去外乡投亲”。2（在1/3世纪后，被送到别的村子里投亲的是年轻妇女；当时正值1979年加强计划生育运动，这次不是为了逃避“志愿”征兵，而是为了躲避强制流产。）
总而言之，我们并没有在自发的农民骚动与**的农民运动的中断处架起一座桥梁，而是把它加深了。一方并不是另一方的继续。自发的农民骚动具有与传统欧洲的“农民忿怒”共同的特征。对上述许多事件，我们可以采用一个研究路易十三时期诺曼底“赤脚人”暴乱的法国历史学家所做的判断：“异常的不满情感的偶合完全不同于旨在获取共同结果的商定的起义准备。”3它甚至更不同于列宁式的革命准备——有计划的夺取政权。即使因战略或组织问题而延缓时，列宁主义的革命家决不会丧失他的终极目标。相反，农民骚动并不以夺取政权为目标。我们归类为“自发骚动”的各种根本不同的创举的唯一共同目标，埃里克·沃尔夫评述为：“农民为保持传统而战。”1留恋过去，只记得过去好的方面，或者，因过去不能回来而维护一种农民有各种理由抱怨、但其巨大优点是为人们所熟悉的既定秩序——这种渴望蕴藏在许多表面上是分散的防御性回击之中：例如，反抗外来侵略的自卫，但也包括对任何不熟悉的、新的事物，总之，实际上对蓄意的或偶然的冲击现状的任何事物的怀疑和抵制。这种渴望不能认为是心理失常。确实，它们是很好理解的，如果我们同意米格代尔：威胁或破坏传统地保持在“内向的村庄”中的稳定性的革新，随后给该村带来压力和危机，即使不是绝望。2
极少数知识分子在发动这些陷于怀旧或地方主义的农民进行革命方面取得了成功。然而，动员的技巧并不代表全貌。更为普遍的状况才是前提。没有农民所遭受的贫困和剥削，就不会有中国革命。关于农民运动的这一章能有效地与专述农民状况及其发展的一章加以比较。3人们不必与当代的许多评论家和现代的历史学家们有共同的观点，即在民国时期农民状况普遍地恶化了，就可以赞同下列说法：任何一地一时的恶化，不可避免地是悲惨的，并且对大多数农民来说，有时会引起动乱——这一部分农民即使在正常年景，也仅能免遭灭顶而已。1在这片土地的四面八方，农民的状况即使没有任何恶化，也迫切地需要根本的改变。我们不认为未来的“解放区”的居民是比其他地方居民遭受剥削更为严重的受害者，目的在于反驳过分简单化的社会-地理决定论。但是，应当明确的是，在中国各地都有足够的贫困和压迫，不满和疏远，使**的组织者们一开始就有把握能找到许多农民接受他们的宣传（即使没有达到冒险支持他们的程度，因为这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
最后会有许多农民充分了解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而冒险行事，甚至作出终极的牺牲。他们在为革命服务中，做出了许多无价的英雄之举，但本章主要注意的是农民的利己主义而不是利他主义。当然，他们不一定是同一些农民，然而只要有适宜环境，英雄主义的种子在任何地方都会开花，即使在一般认为专心于脚踏实地的打算和斤斤计较的村民们中也是如此。不仅是**人的宣传，也是他们的政策和榜样，鼓舞了少数（但已可说是许多）农民超越自我和牺牲自己，这决非偶然。一种非常特殊的联系已逐渐在**人和农民之间建立起来。在国民党人与农民之间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是，从下述事实得出了严重的两可的解释：尽管**上层对农民处境的关心是真诚的，并决心改善他们的处境，但他们把动员农民和盼望解放当作为一个目的服务的手段，这些农民对这一目的——国家的独立，权力和威力——兴趣却要小得多。**的上层一旦赢得了权力，就以一种新的形式继续运用农民阶级所体现的工具：他们为了推翻旧政权曾成功地加以调动的蕴藏着不满情绪的巨大贮存库以后变成一个人力资源的巨大贮存库，他们为了使一个农业国工业化试图加以调动它，但远不够成功。如果种地的人与掌权的革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很不和谐，那是因为，除别的因素之外，农民的解放不是，也从来不曾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目的。
1 小罗伊·霍夫海因茨：《大浪潮：中国**农民运动，1922—1928年》，第 35页。 2 小安格斯·w.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268页。又见第269— 270页，更广泛地见第264—280页；霍夫海因茨：《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第 6章；和周丹：《北伐》，第194—198、203、227—228页。 1 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32期（1967年10—12 月），第37—87页；《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第7章。 2 《星火燎原》，第1集，第431—433页，胡继喜（音）著的：《红军与** 的崛起》，第126页注16引用。 3 胡继喜（音）：《红军与**的崛起》，第12页。 4 澎湃在发动海丰农民运动和建立最早的农会时很可能还未参加中国**； 尽管如此，他还是一个认真对待动员农民群众问题的知识分子革命家。而且， 他在参加中国**很久以前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关于彭湃入党时 间，见费尔南多·加尔维亚蒂：《中国第一个苏维埃领袖彭湃（1896—1929 年）：中国广东海陆丰》（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1年），第203—204 页。这篇论文是许多研究彭湃论著中最可靠和最详细的论著。 1 澎湃：《海丰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52—55 页。 2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56—67 页。 1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93—94 页。 2 在农会内的若干反对派中，至少有一派主张采取更灵活的策略。台风事件 （见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311—314页和霍夫海因茨： 《大浪潮》，第161—164页）说明利用环境以达到群众动员的新阶段的策略。 3 和1928年1月初陆丰白旗派的情况一样（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779页）。 1 关于海陆丰的恐怖，见加尔维亚蒂：《澎湃（1896—1929年）》，第704—784 页各处和第825—849页。 2 雅克·普雷韦尔：《谈话集》，第7—18页。 1 彭湃：“阶级正义与受审判的人无关；这是内战中的必要措施。”圣茹斯特在 国民公会上说：“你们在这里不是给一个人（路易十六）定罪，而只是通过一 项国家紧急措施。” 1 关于旗派、氏族和地方主义，见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518— 521、777—783、827—828、848页和各处。 2 普宁县是同海丰、陆丰两县相邻但无关系的县，也引起彭湃注意，因为他领 导（广东）农民运动的职责是领导全省农民运动。彭湃创建普宁农会，造反 农民靠农会集中保卫他们反对当地主要市镇的方氏集团的事业。 1 关于农民的传统心理及在这段和以下几段提到的事实，见加尔维亚蒂：《彭湃 （1896—1929年）》，第319、521、675、732、737—738、767、781—783、789 页和附录，第204页（注32）。 2 韦慕庭：《战败的废墟》，《中国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第20页。 1 加尔维亚蒂： 《彭湃（1896—1929年）》，第697、701、703—704、744—745、 902、905—906页。与海陆丰苏维埃维持几个月相比，广州公社只维持几夭 （1927年 12月 11—13日），广州公社的短暂特征提供了一个相反的证明。在 广州，当局不能容忍这种挑战。 2 1924年3月，陈炯明终于下令解散海陆丰农会，这显然是在当地名流使他确 信农会与广州他的敌手（**和国民党）密切合作之后（加尔维亚蒂：《彭 湃（1896—1929年）》，第539—540页；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77页）。 1 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8章（特别是第189和197页）。 2 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181—183页；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 414页。 1 关于广东，见康拉德·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年》，第 48页。 2 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205—212页。 1 杰拉尔德·w.伯克利：《中国的农民动员，1924—1926年》（未刊论文，华 盛顿及东南区域中国史讨论会，1979年3月），第17页。 1 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738、787页和附录第217页注87。 1 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 1004页和第 1000—1014页各处。 关于这段所余部分和下一段（文化大革命以前四、五十年的海丰），见加尔维 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vi、xi、1、8—9、35—36、39、50、56— 66、96—104、144、275、789页和各处。 1 尽管费尔南多·加尔维亚蒂在博士学位论文的第一部分中（《海陆丰社会》） （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1—146页）提供海丰有时不典型 有时典型的矛盾的资料，我还是对我所说的“海陆丰大体上和农村中国的其 余地方一样”负责任。我本人所认为海丰到底是农村中国缩影的感觉，也是 以我在彭湃从日本回家乡60年后的一次短期访问为依据的。 1 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793和904页。 2 见本书第4章（陈志让著）、第12章（莱曼·范斯莱克著）和第13章（苏珊 娜·佩珀著）。 1 查默斯·a.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 1945年》。虽然我在这段中说明我不同意约翰逊片面强调**农民运动的 民族主义因素（与社会因素相对立），我认为《农民爱国心与**政权》是 我们领域内发表的最引人兴趣的著作之一。 2 见本书第13章第3节《**力量的增长》（苏珊娜·佩珀著）。 3 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218—223页。 1 罗伯特·a.卡普：《四川与中华民国：地主军阀主义与中央政权，1911—1938 年》，第88页。又见第90—93页和第103—104页。 2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265页以下。 又佩珀：《中国的内战》，第329页和本书第12章《新四军事件》一节（莱曼·范 斯莱克著）。 3 范斯莱克，同上。又吕西安·比昂科：《农民与革命：中国个案》，《农民研究 杂志》，第2卷第3期（1975年4月），第332页。 1 原文为p′ing-hsiang（萍乡），应为平江——译者。 2 胡继喜（音）：《红军与**的崛起》，第13、20—24页。 3 黄宗智：《**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流氓无产者、工人和农民：1927—1934 年兴国县个案，1927—1934年》，载黄宗智等编：《中国**与农村社会， 1927—1934年》，第7—13页。 4 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文献研究》，第169页。 1 许经义（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政策，1931—1934年》（印第安纳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1971年），第449、450页。 2 佩珀：《中国的内战》，第294页。 3 迪瓦尔·卡亚尔所说，见迪瓦尔·卡亚尔和格里库尔·吉耶：《17世纪和18 世纪诺曼底研究》，第55页。 1 关于中农，埃里克·沃尔夫更正确地写道：中农“百般设法……保留传统的……使他成为革命者”（沃尔夫，《20世纪的农民战争》，第292页。我本人要 用“造反者”一词代替“革命者”。 2 乔尔·s.米格代尔：《农民、政治和革命》，第5章。 3 由于缺乏整章论述，可参看费维恺（本书上卷第1章《农业》一节）和马若 孟（本卷第5章《农业危机》一节）说明的情况和不一致的解释。 1 用r.h.托尼的话说：“没颈”（r.h.托尼；《中国的土地与劳动》，第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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