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导致北京另一次政变的军事活动日趋成熟。驻扎在北京附近的直系军事家冯玉祥接到命令，向北进军，迎战奉系。但与此相反，冯玉祥进了北京，废黜了曹总统，并要求结束敌对行动（见第6章）。
冯玉祥的政变显然使曹锟宪法失效。为拼凑一个可接受的政治框架，段祺瑞被邀再度出山。尽管段祺瑞在更大程度上是个政治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他仍怀着国家团结和重订宪法的空想，对时代的需要做出反应。段祺瑞争辩道，又发生了一次革命，所以，他于11月24日就任“临时执政”，在拟就约法之前暂时集总统和总理职责于一身。新宪法的草拟过程空前复杂：首先，召开代表主要军事和政治势力的善后会议，为全国团结作出安排；然后，在善后会议确定的条例下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最后，国民代表会议开会，通过宪法。
段祺瑞的计划对厌倦的民众没有什么号召力，但有些政治家愿意参加。善后会议于1925年2月1日召开。
在历时3个月的会议上，160多位代表讨论了30多项议案，包括遣散军队、整顿政治、税制、教育经费、查禁鸦片，还有其他议题。会议通过的议案中有一项是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1925年8月3日成立，12月完成宪法草案）的规则和选举国民代表会议（但从未实行选举）的规则。同时，段执政又召集临时参政院，行使临时立法权。机构安排十分圆满，讨论十分严肃，国会活动十分认真，以致人们可能认为执政府的成员们没有看出在他们周围爆发的革命。
宪政抑制不了这时日益强大的野蛮势力。在革命的动乱中，北京又发生了一次政变：1926年4月9日，段祺瑞的贴身保镖被解除武装，段被免除了执政的官职。
在刚取得统治地位的军阀们争论邀请谁来就职时，北京在几个星期内不存在真正的政府。随后，建立了一系列摄政内阁，“行使执政权”。最终，张作霖解散了最后一届摄政内阁，于1927年6月18日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他任命的内阁大部分成员是他的追随者。最后还要发表任命，分配资金，应付外交使团。但当国民政府的军队1928年6月8日进入北京时，中国的议会民主试验结束了。
变革的浪潮将富人和幸运的人冲到条约口岸外国租界的岸边。一位天津居民回忆道：“在社交上，生活……十分有趣、迷人”。以前的满族皇帝安逸地住在日租界一座大宅子中，前总统徐世昌在英租界的一所房子里欣赏文学和从事园艺。曹锟偏好独居，但在生日时也接待一些朋友。“段执政（祺瑞）相对较穷——事实上，他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在他忠诚的追随者之一提供的一所住宅里。他用一部分时间研究佛教，也喜欢打轻松的麻将……有时被问及中国内部纷争的原因，他总是给予佛教的解释，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正被派到地球上来的恶魔的古怪行为折磨，动乱将持续下去，直到恶魔被斩尽杀绝。”1
宪法未能像广大中国人期望的那样控制冲突，导致团结，对此，后来的分析家同段祺瑞一样迷惑不解。为什么会这样，至今仍有争议。有些人的解释是，管理政府的都是些自私、虚伪的政客，他们破坏了法律。另一种看法是，北京政府不过是地方黩武主义制度的一件外衣罢了。本章论述的是，宪法体制由于参与的分子热衷于派系斗争而耗尽了自身的活力。
1 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189—193页。 1 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201页。 1 外交部档案371/9812，急件586，1923年10月17日，麻克类致寇松。 1 关于“猪仔议员”及公众的普遍反应，见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第218—219页。 2 外交部档案371/10243，f2665/19/10，急件400，1924年6月23日，北京，麻克类致麦克唐纳，机密，第1页。 1 颜惠庆：《1877—1944年的东-西万花筒：自传》，第174—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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