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省议会的召开及1910年全国议会的召开，为许多政治家在这一体制中求得他们的前途提供了机会。典型的晚清省议员，年轻（平均年龄41岁），富有，出身绅士阶层，1/3的人在中国或海外接受过现代教育。1尽管这些议会与民国的议会一样，包括官僚、专业人员、商人、地主，等等，但职业政治家占优势，调子由他们定。
职业政治家未曾在官僚机构中服务这一事实，使他们在早期共和政治活动中有被长期贬抑在外围地位的趋势。官僚和前官僚，通常是军人，占据了民国的最高职务。上述意义的职业政治家中，很少有人担任过内阁阁员，没人当过总统（除孙逸仙曾短期担任过此职）。在议会会期之间，政治家们不得不充当主要官僚派系的中间人、掮客和盟友。只有在议会开会并且有可能为扩大议会权力而进行斗争时，他们才处于舞台中心。
宪政符合前官僚及专业人员的利益，因为它给他们合法的政治职务，而又不使政治舞台向低于他们的集团开放。但除此以外，宪政在世纪交迭之际及进入20年代以后，对许多中国人也具有启迪思维的意义。首先，西方专家的自信给他们留下了印象。为中国政府当了几年宪法顾问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韦罗璧写道：“折磨中国人的政治动乱……主要不是由于普遍缺乏维护自治或政治监督的代议制方案的能力，更多的是因为他们一直试图在基本上不完善的宪法下管理他们自己”。1
这种看法具有20世纪20年代西方政治学的特色，它落在了肥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土壤上。西方的声望和自信、中国某些集团想通过向西方国家看齐以取得国际社会承认的愿望，以及立宪政权在成为世界强国方面的显著成就，这些仅仅是仿效西方的较明显的动机。科学主义也是中国思潮中的一种时尚——对现代科学的机械论的说法能解决人类问题的功效的信心。正如“科学”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及中国的吸引力部分地在于它所宣称的与科学征服自然的能力的联系，现代“政治学”也自称具有同样的第二手超凡魅力。就像几年后的马克思主义一样，立宪主义似乎通过科学地设计的民主，而把陈独秀所说的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联系起来了。
更根本的是，对宪法的信念与中国对意识在行动过程中的支配作用的根深蒂固的信念是一致的。孔子曾经主张，想统一帝国天下的统治者必先“诚其意”，明代有影响的新儒学家王阳明曾指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孙逸仙则简明扼要地说：“能知必能行。”2也就是说，如果对如何干一件事情有了坚定的意识，实际干这件事情就相对地没问题了。相应地，如果干错了一件事，解决的方法是纠正干事人有意识的思想。将宪法条款看成国民有意识的思想所“知”的东西，立宪共和国就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如果共和失败了，原因不是对其原则的掌握和支持不够，就是宪法文件本身有缺陷。
如果坚守这种“唯意志论”传统有助于使宪政似乎有理，那么预期它对国家富强会有贡献便使它无疑具有吸引力。在中国人眼中，宪法的作用是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从而激发人民为国家的目标作出更大的努力，发挥更大的创造性。许多中国思想家认为，旧中国的麻烦在于人民的被动性与狭隘的自私性。相反，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人民是统治者，他们将全心全意地献身于国家。“万其目，一其视；万其耳，一其听；万其手，万其足，一其心；万其心，一其力；万其力，一其事，其位望之差别也万，其执业之差别也万。……心相构，力相摩，点相切，线相交，是之谓万其途，一其归，是之谓国”。1这种作为供能器的宪法的主旨，在保罗·科文的意译文字中，与孟子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得道者多助”、“仁者无敌”。2宪政可以被看作这样的“道”。它可能获得的大众的支持将是中国富强的关键。
1 关于支持以下主张的例证，见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13页。 1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第147页。 1 张朋园：《清季咨议局议员的选举及其出身之分析》，《思与言》，5.6（1968年3月），第1439—1442页。 1 韦罗璧：《中国的立宪政府：现状与展望》，第33页。 2 孔子语引自内森：《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21页。王阳明语引自戴维·s.尼维森：《王阳明以来中国思想中的“知”与“行”问题》，载芮沃寿编：《中国思想研究》，孙逸仙语引自邓嗣禹与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年文献概览》，第264页。 1 梁启超语，引自张灏：《梁启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1890—1907年》，第100页。 2 科文：《王韬对变化中的世界的看法》，载费惟恺、罗兹·墨菲、芮玛丽编：《近代中国史入门》，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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