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

    自从太平军在湖北首次遭到挫折直至1868年的十四年中，人们不但看到了王朝幸存下来，还看到了清朝政体的主要特征也恢复原状。由于一位现代史学家的才能，“中兴”一词取得了适合这一时期的更确凿的意义。芮玛丽在论及“中兴”时说：“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六十年。这就是同治中兴。”①

    今天一些对旧中国不很同情的学者可能没有芮玛丽的那种热情，或者可能提问：这些政治家究竟杰出在哪里？但是作为时代骄子的曾国藩、李鸿章及其同僚等前人确实成功地镇压了叛乱，恢复了王朝的地位，甚至重新振兴了王朝的治国精神，这可以说是事实俱在。他们建立起来的勇营肯定不属于清朝的旧军制，这时却可以与旗兵和绿营军相匹敌。但勇营仍是清帝批准建立的，同样忠君，并且这时成了王朝安全的屏障。在这一实力基础上，清帝仍继续利用由于长期公认的正统地位而产生的有利条件：即他是文化和道德方面的仲裁人，有权封赐功名，批准奖赏，敕建纪念碑和祠庙；他也是任命下至知县一级官僚的唯一权威。尽管作了某些必要的调整，固有的制度仍继续存在。

    宋代的理学继续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原因之一是把它作为抗衡实用主义的恭亲王力量的手段，另一个原因是用它来延续国 家与文化的实质，这种实质正是清朝统治阶级领导成就的标志。从太平天国叛乱的爆发直至捻军战争终结的十八年中，北京的会试及乡试一次也没有停办过。此外，有三年在全国范围安排了恩科会试和乡试。在叛乱盛行地区的乡试当然被迫中断了，只有在山西省，这些名义上三年一次的考试才未受影响。湖北省推迟过一次，四川、河南和山东推迟过两次，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和陕西三次，湖南和江南四次，广西五次，贵州和云南六次。但一有可能，就计划和举行专门的补考。在湖南，早在1857年初就举行补考。按规定应在南京举行的江苏、安徽两省补考于1859年在杭州举办，那时帝国的胜利还相当渺茫。①由于乡试功名最后能使人获得官职，这些及时举办的补考使士子们为了自己的前程而倒向清朝。不但考试尽可能按期进行，到1870年几乎所有中断的考试都已补齐。

    可是在此期间，大部分官员的质量下降了。清王朝沿用前几代皇帝的旧例，不但照常捐卖监生功名和一些官衔职称，而且捐卖实授官职，甚至也卖知县职位。巡抚们仅就“军功”也已经在推荐候补人了。在全帝国将近1，290个县中约有512个县的地方志材料表明，1850年以后，捐纳的知县大致增加了一倍，其数相当可观。②

    实际上，许多成为知县的低级生员，如果功名资格不与捐纳相结合，无疑是当不成的；当然，有些甚至没有生员功名而有才 能的文人也是通过捐官发迹的。但大部分捐纳知县的候选人被认为是城市商人，他们企图通过浮收和其他盘剥形式来捞钱。①这样的弊病由于所有知县的任期越来越短而更加严重了，他们的任期甚至比知府和其他高级官员的任期更短。

    知县的任期短暂只能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进一步腐化。因为同治时期所恢复的制度中，有一项就是恢复基层官僚机器的决定性作用。1868至1870年任江苏巡抚和为人非常谨慎的丁日昌认为，衙门胥吏的权力正在扩大。胥吏的人数不但比知县及其私人幕僚和仆役要多，而且更了解条例和地方情况；他们之所以有权主要是任期比其上级更长。他说县令任期最多四、五年，短则二、三年，而胥吏的子孙则是世操此业。丁日昌在1868年的奏折中说，江苏的胥吏“空缺”可由在职者出售，代价高达一万两，此数比捐纳知县的代价更高。②洪亮吉（1746—1809年）曾经估计，在十八世纪一个县有胥吏二百至一千名，人数视县之大小而定。而1862年的进士、山东人游百川御史估计，捻军以后的时期，大县有胥吏二、三千名，小县至少三、四百名。此外，胥吏与差役相勾结，后者走乡串村与地保（地方）联系。十九世纪初，浙江省的一些县已有差役一千五、六百名，而山东的一个大县至少有一千名。1851年，咸丰帝在一名御史的奏折上批注道：“直隶、河南等省白役，一州一县何至盈千累百之多？”1870年以后时期的材料说明，一个村的一件杀人案要出动一、二百名差役去陪同进行调查的胥吏。还必须招待就餐和致酬。③大部分 知县不得不依靠这批下属取得收支平衡和在一两年内积累一笔资产。这样，成为这一世纪中期叛乱主要原因的地方政府陋习，显然在这场大破坏中被保存了下来。

    县以下的事务，仍然是不学无术的吏役为了攫取权势而与地方的名门大族不是勾结，就是倾轧。但北京的确设法使省一级的官员主要由取得高级功名的文人来担任，因为这些人对王朝的支持更为坚定。现有的最完整的统计材料表明，①在同治时期，65.9％的知府取得高级功名——贡生或贡生以上；此外，任期三年以上的知府的这种百分比要比知县的百分比大。

    在督抚一级的领导层，清帝已经表现了灵活性。一般说来，清帝同意吏部的意见，即有“军功”的人如担任高级省职，仍需要相应的学术资格。但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止，北京除了允许破格外，别无其他选择。典型的巡抚是一名文官，他能成功地驾驭军人和征收厘金税，此外，他通过某种考试还可能担任过省内的按察使或布政使，这通常是担任巡抚之职的垫脚石。②湘军将领成为巡抚的人中有左宗棠、唐训方（都是举人）；刘长佑、曾国荃和李瀚章（都通过考试成为贡生）；刘蓉和刘坤一（都只是生员）。太平军战败后，勇营将领担任高级文官的人较少。淮军将领中有少数功名获得者，其中只有三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成为按察使或布政使，他们是刘秉璋（进士和翰林）、潘鼎新（举人）和张树声（生员）。随着剿捻战争的结束，北京停止有“军功”的候选人可以担任布政使或按察使的做法，除非他们有正规 的高级功名，或者符合文官条例规定的资历。①

    清廷收敛了满族的种族傲慢气焰，同时坚信通过正途上升的士大夫可以培养成更可靠的省一级官员，它希望这样做足以确保它的官僚机器的忠诚。但清帝也有办法迫使省巡抚和勇营将领放弃战争年代的那种松弛习惯。其中的关键在于清帝具有任命官僚的绝对权威，以及他有抽取各省财政资源的新办法。对最近因剿捻战争而受破坏的地区，田赋豁免到同治六年（1868年1月24日结束）。②但根据北京的指令，各省官员必须负责每年从这些地区的其他土地赋税和厘金中抽出不同名目的款项上缴北京和解交其他省份，这种指令一反旧制。随着许多省份的田赋和漕粮税制的中断，户部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已经感到要估计每省掌握的多余资金是越来越困难了。按照惯例，各省对多余资金的估计能使户部逐年比较切合实际地估算出每省未来应负担的任务，这种制度称为“春秋拨”。在对次年田赋的“冬估”（它由每省随同本省开支的报告上送）中，已经决定了“拨”往北京或其他省份的总数。这个制度在太平军叛乱爆发后不再可靠，于是清廷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决定宁可单凭主观的估计，估计是根据户部本身对每省财政状况的粗略计算作出的。在对太平军和捻军战争的整个时期，清廷已从某些省份的特定财源中抽款作为“协饷”，拨给其他有军事开支的省份。为了满足北京自身开支的需要，清廷这时还采用了摊派办法。它在1863年开始施行，那时有几个省被分摊每年的固定份额作为它们上缴的传统京饷（在此以前由每省逐年作出估算）。1868年后不久，所有省份和大部分新海关都已摊派了京饷的款额，一年按期可以征得总数八百万两。不久，又规定 在各省开征其他专款，以应京师的特殊需要。①

    北京怎么才能够保证这些估算的收入能迅速地和大部分上缴呢？从这里可以看到清帝具有任命官员这一无容置疑的特权的重要性了。因为督、抚的任期从来不固定。除了象李鸿章和左宗棠那些与为王朝效忠的军队有特殊关系的人以外，其他各省巡抚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持秩序，以及为清帝或帝国在各省的军费开支筹措经费。②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们常常忽视这个事实：如果省一级长官不能上缴他分难的收入，北京能够不费力地撤换他。在咸丰和同治时期，总督和巡抚的平均任期非常短。咸丰时期约87.5％的巡抚和同治时期60.4％的巡抚的任期不到三年。咸丰时期73％的总督和同治时期52％的总督任期也不到三年。③清帝在决定撤换或调动督、抚时，解缴税收的能力是主要的考虑标准。1866年命令开征“固本京饷”新专款的上谕严厉地警告说：“自奉文日起，或一月一解，或两、三月一解，总须按期赶到，不得稍有拖延。如该督抚等任意迟逾三月不解，总由户部指名严参，照贻误京饷例议处。”最近对刘坤一担任江西巡抚之职（1865—1874年）的研究指出，他之所以赢得恩眷，主要是因为他注意上解国家的收入。④

    由于这些压力的结果，厘金税收和关税——新商业税——收入都牢牢地置于清帝控制之下。各商埠关税的实际数字由赫德定期上报，该项收入的处理由清帝直接监管。当然，在实际征收的厘金税中，只有一部分落到各省高级官员之手。①但这部分税收也处于清帝广泛的权力范围以内，因为毕竟只有北京才能任命有大量厘金收入的省的督抚。到1869年，上报清帝的全国厘金收入为一千四百六十万两，此数仍超过全部关税（包括通行税共一千万两）。

    由于清帝能决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以及江苏和湖北两省巡抚等职的人选，所以对财源的间接控制还能使李鸿章的淮军也置于清帝掌握之中。1870至1871年的淮军军费每年达七百万两，其中38％来自江苏省的厘金税收入，29％来自上海和汉口的海关，15％来自其他省份的“协饷”，所余主要由江苏和湖北省库拨付，②这与剿捻战争的最后几年相似。清帝为了继续表示全力支持李鸿章，1868年初任命李鸿章之友丁日昌为江苏省巡抚。1868年9月，当支持李、丁二人的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时，李鸿章的同科进士闽浙总督马新贻（1821—1870年）被任命为两江总督。清帝显然极为倚畀李鸿章，视之为最有用的心腹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