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有志革新的绅士们在确定中国文化与西方的关系时所采用的方法,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种矛盾心理。在他们看来,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但是西学从根本上来说并不重要。他们在试图弄懂西学的意思时,最初在七十和八十年代使用“道”与“器”的两分法。例如,王韬和郑观应把西学的技艺归入“器”一类,而专门把中学归入更有价值的“道”一类。七十年代以后,采用了更为有力的两分法。这就是著名的“体”和“用”的概念,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应该说,张之洞及其支持者在理论上误用了理学的二元论,因为“体”和“用”作为一个统一体的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不过这种说法具有心理意义,因为它便于中国实行现代化,而不致丧失其文化特性。尽管其效力令人怀疑,但它象征着中国对西方的矛盾态度。
同样的态度也表现为在中国传统中寻找支持现代化的依据,这就是搞“托古改制”的老办法。主张改革的人辩论说,他们的自强计划是符合强调变化、技艺和使用有才华的外邦人的中国古代传统的。他们进一步断言,西方的科学和制度起源于古代中国。因此,中国愈是进行变革,它愈是切合自己的传统。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然经久不衰。
(一山 译)
1 郝延平:《由守旧到革新》,载《大陆杂志》,卷20第7期(1960年4月)第2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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