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1840—1895年①（2/2）
中国人往往认为，他们的对外关系是表现为中国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诸原则的扩大。因此，中国对外的关系是等级森严的和不平等的，如同中国的社会和国家一样。在理论上，中国的世界观在几个方面必然是等级制度的：中国是内部的，又崇高又伟大；非中国的“蛮夷”是外部的，既渺小又低贱。同时，关于无所不包和一视同仁的思想也是重要的。作为天下之主，应该对所有的人宽厚，以示“王者无外”之意。这样一来，便应该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所有外国人，不分远近，应一律平等对待。在理论上，非中国人被指望通过谒见天子时遵守适当的礼仪，来加入中国的世界秩序。这种实践便是外国人所称的朝贡制度。
当然，中国人的世界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果非中国人拒绝遵守这种制度，便可能采用强制手段。的确，在古典的儒家传统中很容易发现尚武精神。《左传》引用的一句古老的格言说道：“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1后世诸朝代继续保持这种好战态度，明朝永乐帝想把当时已知的整个世界纳入中国体系，这一雄心勃勃的决心便是明证。在没有战争的时候，要务是搜集情报，分析情报，检查分析的结果，以便弄清对方的力量和意图，这与古代论兵法的经典著作《孙子》中的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一致的。
但是，《孙子》紧接着又说，百战百胜，不是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的兵，才是善之善者。实际上，在中国与非中国种族集团关系的漫长历史中，和平主义一般都占上风，因为不注重**的强制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儒家的传统之中。孔子说：“柔远人，则四方归之。”1孟子更深一层地宣称：“故善战者，服上刑”。2前面一句话是形成中国绥靖政策的术语“怀柔远人”的依据，同时，在与强大的“蛮夷”打交道时则往往兼用“羁縻”政策。（十九世纪中叶条约制度初期的几十年便可作如是观。）汉、唐时代，儒家文人学士常常警告说，军事扩张会把国力和民力耗尽。这种和平的对外政策是中国从汉代以来重文治、轻武功的这种既定制度的反映。虽然总的说来，儒家的传统在对外政策上侧重于和平而不是武力，但这决不是只顾一面的。这种矛盾态度表现在1840至1895年间中国对与西方关系的看法上。
1 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19页。 2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大量利用了费正清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中的材料。关于这种世界观在现代中国的变化，有分析力的著作可看列文森：《儒家的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 1 《李雅各英译七经·春秋左传》，第196页。 1 《李雅各英译七经·中庸》，第409页。 2 《李雅各英译七经·孟子》，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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