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不久，出现了两部主要依靠汉文史料的深入研究党项早期历史的著作：保罗·弗里德兰的学位论文《早期党项史》2和日本学者冈崎精郎对同一课题的更细致研究。3对西夏进行全面研究的英文著述，仅有邓如萍的博士学位论文，4作者引用了至1983年以前苏联和中国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
几乎同一时期出现的这些研究成果，引起了西方汉学家对中国邻人研究的兴趣，从60年代后期开始，在近20年中成果越来越多。现在，我们对党项与中国及其与契丹、回纥、吐蕃等邻族的关系能够有更深了解，亦能看到中国北部的复杂世界及其边疆民族的各个方面。
近年来中国的研究
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亦重兴西夏和党项研究，充满活力的语言和历史研究论著不断出版。中国最重要的成果是吴天墀的《西夏史稿》，初版于1980年，后来又增补和修订再版。1这部著作是当前最有价值的党项史的综合论著。
白滨编辑并于1984年出版的论文集，2反映了中国学者关注的课题。其他学者如李范文、3陈炳应、4李蔚5等，也出版了有关西夏历史和文化的论文集。在这些作者中，陈炳应注意收集党项语的资料，而李蔚则仅限于使用汉文资料。
李范文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党项语言学家，他出版了党项同音字典《同音》的影印和汉文译本。6虽然对他的语音重构还有争议，但他的成果加上史金波、白滨、黄振华出版的另一部党项字典《文海》的影印和汉文译本，7保留了一批必需的资料。史金波还出版了一部研究党项佛教的论著。8
最近，史金波、白滨、吴峰云编辑出版了《西夏文物》，9开列了党项文物的目录并附有介绍文章，该书提供了大部分西夏文化遗址和遗物的新图片（包括许多彩色图片），此外还有大量的文书。
中国学者的新研究的最重要方面是通过使用新发现的党项史料使西夏的研究更为完整；大范围的考古新发现亦为党项人的物质文化、生活和艺术提供了有价值的、完整的新证据。
俄罗斯的学者也在继续出版重要的新著。语言学家k.克平出版了许多列宁格勒所藏党项文书的译文和研究成果。1依据党项语言资料进行研究的最有意义的贡献毫无疑问是e.i.克恰诺夫已经完成的西夏法典翻译的经典之作。2现在已经出版的这批译著将使历史学家对西夏特有的社会结构和管理制度以及党项人根据自己的需要采用中国成文法的过程有全新的理解。就在最近，克恰诺夫与傅海波合作翻译和研究了党项人的军事法典，3其中有许多涉及西夏军事组织的内容，他们将其与宋人的制度作了比较研究。
1 [644]《宋史》，卷485—486，第13981—14033页。[645]《辽史》，卷115第1523—1530页。[646]《金史》，卷134，第2865—2879页。 2 [771]详见吴天墀：《西夏史稿》（成都，1983年版），第338—339页。 3 [668]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1 [731]朱希祖：《西夏史籍考》。 1 [266]e.i.克恰诺夫：《西夏史纲》（莫斯科，1968年版）。 2 [148]保罗·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华盛顿大学1969年博士学位论文）。 3 [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京都，1972年版）。 4 [97]邓如萍：《党项和党项人的国家西夏》（普林斯顿大学1983年博士学位论文》。 1 [771]吴天墀：《西夏史稿》（成都，1980年版，1983年修订版）。 2 [724]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1984年版）。 3 [764]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银川，1983年版）。 4 [789]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1985年版）。 5 [770]李蔚：《西夏史研究》（银川，1989年版）。 6 [765]李范文：《〈同音〉研究》（银川，1986年版）。 7 [718]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北京，1983年版）。 8 [720]史金彼：《西夏佛教史略》（银川，1988年版）。 9 [721]史金彼、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北京，1988年版）。 1 [96]详见邓如萍：《1982—1987年苏联对中世纪中国的研究》。 2 [260]e.i.克恰诺夫：《天盛旧改新定律令（1149—1169年）》，4卷（莫斯科，1987—1989年版）。 3 [268]e.i.a恰诺夫、傅海彼：《11—13世纪西夏文与汉文军事法典》（慕尼黑，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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