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那些把元朝当作非常时期的历史学家们，并没有从当时人以及中国传统历史学家的著述中找到如他们所期望的那么多的直接证据来证明他们的观点。中国人将元朝说成是他们自己历史上的一个时期，他们总是忽视元朝中国是一个更大的世界帝国的附属部分这一事实；他们忘记了蒙古历史是独立于中国的历史进程而具有自身的整体性的，即使是像元朝这样一个有两种历史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交错的时期也是如此。2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时期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和以蒙古帝国为中心的历史各自都是有确实根据的，我们应当努力超越这两者的局限性。但是，是汉文文献的记载为这两者提供了主要的资料。我们要有洞察力地利用这些文献才能理解这两个社会的关系，理解二者并立产生的中国当时特殊的条件。
我们不可能指望过去时代的汉人，即使是不太远的过去，都能用我们今天认为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汉蒙关系。例如，汉人的记载常常对蒙古社会的懈怠和政治上的缺陷表示诧异。同时，这些记载总是致力于维护汉人的文化信仰、汉人的制度与理想所起的作用，充分肯定元代政府中他们所熟悉的汉化组成部分是最根本的。但是我们能够看出，记载中真正能够说明他们观点的证据比他们所相信的要少得多。我们还应对植根于蒙古人的规范的特殊因素予以应有的重视。
大多数汉人表示，他们相信天命确实赋予了蒙古大汗，从而使蒙古人坐上了中国皇帝的宝座。今天我们看到是蒙古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其他帮助使他们获胜。我们也很容易看出汉人的观点是他们在被征服后所作的理性的思索，如果不是天真的话。汉人相信或者说希望征服者们采取一些他们传统模式中的方法来进行统治，因为他们只意识到人类一个文明的优势。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蒙古人在中国也像在草原、在中亚和波斯、在俄罗斯那样，对他们征服的所有这些地域的各种文明都能灵活地适应。汉人所观察到的蒙古人对他们大一统文化的尊敬，事实上是蒙古人奉行的不论何时何地都要最大限度地为蒙古利益服务的实用主义决策。1
13、14世纪的汉人学者与官员往往注意到蒙古人童稚式的简朴、诚实、大度和信任这些美德：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式的野蛮人”，但同时他们又是通向文明道路上的倒退者。然而我们却能认识到蒙古人无论是可爱还是可畏的品质，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剥削他们所征服的民族这方面他们是相当精明的。忽必烈汗首先将蒙古人的长远利益与他们称霸世界的中国基础统一起来，但并不放弃以蒙古为中心的考虑。接下来在元朝中期和后期，接受一定程度的汉法是以牺牲蒙古人对草原的控制为代价的；对这一过程究竟能走多远，以及假若蒙古人能再在北京继续统治一个世纪会有什么后果等问题，当代的历史学家还持有不同意见。1这一问题无论多难解答，却不是历史事实。1368年蒙古人被赶出中国的时候，他们身上仍旧保留着草原民族的基本特征。这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为什么他们在中国的统治没有成功，为什么他们不能继续作为漠北的强有力的民族而存在。但他们在中国统治的失败却最能说明他们的汉人臣民生活的特殊条件。汉人如何适应那些特殊的条件，将是以下讨论的重点。
1 [86]戴仁柱：《史学观和杨维桢的〈正统辩〉》。关于“正统辩”的背景，见[48]陈学霖：《中华帝国的正统观：女真—金朝（1115—1234年）的讨论》。 1 [320]牟复礼：《元代的儒家隐士》。 2 当代中国学者李则芬将此称为中国元史学的三弊之一，见[762]《元史新讲》前言，第1卷第2页。当代的台湾学者和大陆学者已注意到这一缺陷，但是还没有克服它。 1 [9]托马斯·t.爱尔森：《蒙古帝国主义：蒙哥汗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1251—1259年》，第221—225页。 1 萧启庆在对元代蒙古人的开创性研究中，分析了78位掌握汉学和汉文化技巧并在元代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蒙古人。他的结论是到了元代末期，出自精英家族的蒙古人大多已经“儒化”，他们未必是蒙古人中的主流，但采用汉文化的趋势却在不断加强。见[858]《元代蒙古人的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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