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5年至1234年蒙古人取胜的早期年月里，他们摧毁了其领土大部分在中国北方边疆的女真人与党项人的国家，这两个民族的成员大量流散或实际上消失了。对汉人的征服则不存在类似的现象。早期征服战争中的那种一味的屠杀不再常见，无论如何，再对付如此的大乱时，其屠杀的规模可能已不再那么大了。13世纪40年代以后蒙古人的征服方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变。这以后的蒙古征服者蒙哥（125—1259年在位）和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与他们那可畏的尚武前辈们相比，更能从蒙古国家的利益出发，有目的地、有成效地对待他们的定居臣民，而中国就是在这一时期归并到蒙古大帝国中的。他们的政策也较好地适应了被征服民族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利益的一致起到了作用。这样说并不是否认那些随后发生的与中国正常秩序不合的灾难性的偏离，但是中国人最终感受到，在蒙古人这种前所未有的对古老文明进行征服所带来的灾难中，他们生存下来而且胜利了。
除外界强加的危机以及汉人对危机的适应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些论据有力地说明元朝正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分水岭。一方面，中国文明中的一些基本的变化，特别是在组织政府与治国方略方面，在那个时代的末期已经显现出来。这可以看作是在中国长期存在的发展趋势已经达到了它的顶点，而蒙古统治这一特殊条件更增强了这种趋势。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考虑到破坏性的变化，以及汉人对外族统治带来的所有这些新因素所做出的不同反应。这里采用的观点是后者，一系列直接由蒙古统治产生的情况，可解释政治史与社会史的许多问题。从较大范围的社会生活去罗列证据要比仅从政治领域做起来困难得多。本章旨在提出一些在今天历史学家们看来对研究元代有意义、有重要性的社会史方面的问题。
1 改建国号诏书的译文及改建国号意义的讨论，见[275]兰德彰编《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的前言，第3—21页。 1 [165]查理斯·j.哈柏林在《钦察汗国与俄罗斯：蒙古对俄罗斯中世纪史的影响》一书中，没有提出这里所说的俄罗斯“历史的根本性变化和转向”的说法，不过是强调了由“蒙古影响”促成的文化延续及对俄罗斯社会的有益推动。俄国史学家始终否定蒙古在俄罗斯的统治起过好的作用，哈柏林意在纠正这种观点。相反，中国史学家尽管对其亦持批判态度，但并不强调外来统治对中国的破坏，而是强调文化的延续性，不过这种延续性是因为对中国文化输入了“积极”的因素，而不是外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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