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因为宋朝皇帝正致力于保持沿边境地区的和平，小规模的边境冲突、繁荣的食盐销售以及其他一些非法的贸易活动等，都不足以削弱李德明在与宋朝皇帝交往中所处的优势地位。党项的使臣享有充分的贸易特权，他们大批涌入宋都开封，使西夏君主具有了一个稳定的、获取丰厚礼物的渠道，党项因此也变得更加繁盛富足。1020年，在灵州西北、黄河对岸靠近怀远镇的地方建造了新的西夏都城，新都被命名为兴州（1033年改名为兴庆府）。新的政权中心地处于阿拉善与黄河之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阿拉善保卫着它的后方安全，而黄河则形成了东、西两翼的屏障。到12世纪初年，夏都通常又被称为“中兴”，很可能这是其党项名的汉文同义词，蒙古语“erighaya”，可能也是由都城的党项名衍生出来的，用来指宁夏地区的一个名称。1
在李德明晚年，他的长子李元昊统率着河西的党项军队，并赢得了作为一名武士和战略家的美誉，在不少史料中，都记述了这对父子间的一段未经证实的对话。在谈话中，年轻的王子对李德明向宋朝的卑躬屈膝行为和贪恋由边境贸易得到的汉地产品的态度提出了批评。他相信，父亲的政策削弱了党项社会和经济的基础游牧，从而对党项的文化价值，毫无疑问，也对其武力优势构成了威胁。李元昊还特别谴责了李德明实行贸易代理人的做法，认为他们在宋朝市场上没能得到赚钱生意。11028年左右，随着甘州的陷落，党项开始了征服河西的活动，对河西的征服主要是由李元昊完成的。由北方农耕边缘地区进一步向南扩张显然是不可能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征服河西可以看作是党项向西方扩张，并从而巩固西夏社会游牧基础的一场运动。
李元昊后来实行的政策，显然是要明确和保持党项政权独特的文化面貌，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李德明对他的儿子继承王位持反对态度，但是正如后来发生的激烈的宫廷阴谋所揭示的那样，李元昊的野心在当时曾引起过争论和关注。
1 [223]岩崎力：《西凉府政权的灭亡与宗哥族的发展》，第79—80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239—289页。 1 [644]《宋史》，卷490，第14123—14124页；[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560—570页；[317]森安孝夫：《畏兀儿与敦煌》，第331—335页。 2 [645]《辽史》，卷16，第183页；[644]《宋史》，卷485，第13991—13992页。 1 [644]《宋史》，卷485，第13993页；[575]苏轼：《东坡志林》，卷3，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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