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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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附唐朝和定居鄂尔多斯(2/2)

    在前吐蕃时期,有一批党项人残留在了庆州境内,其中主要为野利、把利和破丑三个氏族,有一位叫拓跋乞梅的党项首领也留在庆州,但我们既找不到他与拓跋朝光有关的材料,也不知道他与吐蕃有多深的关系。这样一来,就导致了党项部落的重新组合,党项人被公开分为日后可能成为对立面的两个不同的分支,当时将这两支党项人分别称作平夏部(在夏州)和东山部(在庆州)。1

    虽然有些党项人还在继续与吐蕃勾结,但是其他的党项人已经成了吐蕃掠取牛羊活动的目标。盐州,由于其地处夏州之西,并且直通唐朝朔方节度使官府所在地灵州,所以多年来一直是吐蕃与唐朝反复争夺的地区。786年,吐蕃人入侵到了鄂尔多斯南部地区,并深入到了夏州,党项刺史拓跋乾晖(拓跋朝光之子)放弃了夏州城,使夏州陷入吐蕃之手。虽然吐蕃在第二年就撤离了夏州,但他们此后还在继续从事掠夺鄂尔多斯居民的活动。通过饲养牛羊、贸易活动以及掠夺定居的边疆居民的活动,夏州以外的党项部落在人口数量和物质财富方面都得到了迅速增长,但他们自己也因此被看作是天生的强盗。在徒劳地想遏止唐朝官员的贿赂和渎职行为的同时,唐朝政府还不时地试图禁止与这些部落间的私人贸易,停止以汉地丝绸和武器交换鄂尔多斯牛羊的违禁贸易活动。2

    周期性的镇压和报复性的掠夺,形成9世纪党项与唐朝关系的一个鲜明特点,而这种情况则是由于唐朝对其边缘地区控制能力的削弱而引起的。频繁的事变表明,党项部落畜牧财富的增长引起了唐朝边疆官吏的贪欲,他们或是利用不公平的市易规定来剥削党项部落,或是公然掠夺党项人的牲畜。为了报复,党项人经常在吐蕃的帮助下侵掠夏—盐地区的唐朝边境州县。对唐政权及其军队来说,家畜的牧养和马匹的供应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经营家畜和供应马匹的活动转由党项人控制时,唐朝通往灵州的交通线便时时面临着被阻断的危险。1

    也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在846—849年之间,最早出现了南山党项这个名称。南山党项是指居住在夏州西南、延安以北、横山附近山间谷地的党项部落。他们的首领后来被确认为野利氏的首领。据记载,南山党项比平夏党项更贫穷,也更好斗,他们是平夏党项的世仇。南山党项很可能是来自庆州或盐州的流亡者,他们被夹在了两大势力之间,在他们的北面是党项平夏部,南面是唐朝,党项与唐朝间相互争夺,都宣称对这片边境地区及其居民具有统治权。2

    1 关于党项的迁徙和重新安置,见[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131—136、165—175、211、236页及注释[17];[569]《唐会要》,卷98,第1756页;[571]《新唐书》,卷221上,第 6215—6216页。 2 [512]崔瑞德:《玄宗》,《剑桥中国隋唐史》(上),第435—436页。[386]埃德温·g.普利布兰克:《内蒙古的粟特居地》。[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212—216页。 1 [571]《新唐书》,卷221上,第6217页;[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217—226页。 1 [5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4页。 2 [571]《新唐书》,卷221上,第6217页;[569]《唐会要》,卷98,第1757页。 1 [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258页。 2 [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7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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