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需要自下而上地提高生产率。相反，在经济方面，它却采取了把思想自上而下地灌下去的办法。官僚机构则象一层又一层粘蝇纸一样，使人们寸步难移。印度独立以来，光美国就已向它提供了九十多亿美元的援助。但是，这笔钱并未能用于建立独立自给的经济基础，而只是用来补救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所造成的损失。
不幸的是，尼赫鲁对社会主义的罗曼蒂克和他对巴基斯坦的耿耿于怀，却成为他传授给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的偏见的一部分。1953年，我与尼赫鲁晤谈时，她是一个兴致冲冲的旁观者和听众。她充当女主人，招待我的夫人和我。在我们访问期间，她彬彬有礼，考虑周到。多年之后，她担任总理，我任总统。我再次见到她时，发现她确实酷似其父。如果稍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她对巴基斯坦的敌意甚至比她父亲更为强烈。
贾瓦哈尔·尼赫鲁无疑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导人。我在与他的谈话中，可以感觉到他对印度人民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巨大的感染力。他具有一种近乎超凡的、神秘的气质。同时，我也可以看到，他把这种气质与对权力的要素的精辟了解和行使权力的意愿结合了起来。在必要时，他会毫无保留地使用这种权他的遗产就是印度这个国家，以及印巴冲突给印度留下来的、持续不断的苦难。
在印度独立初期那些关键性的岁月里，只有非常有权威的人士才能够把印度团结在一起，使它保持单一国家的状况，防止其他势力使印度分裂。正如伊朗国王所说的，使整个印度成为一个国家，比起使整个欧洲成为一个国家来，并不是更为容易和顺理成章的事情。从语言上、种族上和文化上来看，印度甚至比欧洲更为千差万别。不过，这种统一是否有利于印度人民，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统一有时对统一者来讲，比被统一者更为重要。如果少耗费一些精力去对付这个国家天生的离心力，那么，在改善人民生活状况方面，也许就可以更有作为了。 "延《人成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这已成为一种陈世牡。印度如果被分成为好几个国家，其境况是否会更好一些，这里姑且不论。尼赫鲁已把它合并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了，而且继续保持民主国家的性质。他的女儿则不时依靠的手段来保持权力，或重新夺取权力。尼赫鲁如果活着的话，他是否会这样做呢？我对此是深表怀疑的。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坚定地献身于保持和扩大民主制度及其程序的事业。由于他面临过的任务十分艰巨，因此，他在这些方面取得的成功，也应该说是战后最杰出的成就之一。 》坡宾国家的建设者：麦格塞塞
历史中充满着"倘使……将会……"和"如果……将会是怎样一种局面呢"等撩人的问题。对我来说，这类问题中最使人感到悲伤的是：如果四十九岁的菲律宾总统拉蒙·麦格塞塞1957年没有在飞机失事中遇难的话，那将会是怎样一种局面呢？
第二次大战后涌现出来的新兴国家的领导人中，麦格塞塞是最引人注目者中的一位。他与思克鲁玛、苏加诺和尼赫鲁不同，没有领导过他的国家的独立运动。菲律宾是于1946年在未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由美国赐予独立的。1953年，麦格塞塞当了菲律宾总统。他逝世前夕，差点又以压倒的多数再次取得大选的胜利。
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从来不是一位革命的领导人。他既没有心理上的需要、也没有政治上的需要来制造一次不断的革命，或者在外国进行冒险活动以引起一场革命。他将自己非凡的才能全部倾注在为菲律宾人民带来安全、稳定和进步的事业上。
在追求这些目标时，麦格塞塞也面临着战后任何一位领导人都会碰到的艰难的战斗。麦克阿瑟把菲律宾从日本人手中解放了出来，但并未使它走出战争的废墟。战争和日本的占领，都使菲律宾的经济和精神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菲律宾于1946年获得独立之后，立即开始了争取生存的斗争，其艰难的程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无异。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和1945年到1955年期间美国八亿多美元的援助，都发挥了作用。但是，菲律宾政府不仅需要与崩溃的经济进行斗争，还要与本国被激烈冲突的不同政见搞得四分五裂的状况进行斗争。
在某些主要方面，战后的菲律宾与战后的意大利是极为相似的。这两个国家在精神上和经济上都被战争摧垮了。它们都面临着的威胁——这些威胁在实质上比日本、西德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更加危险。战争结束后，这两个国家基本上都得依靠自己过日子。固此，它们必须自己对付的威胁，不能求助于占领国的最高权力。然而，这两个国家在关键时刻，也都出现了自己的领袖——从1945年到1953年，意大利有德·加斯佩里的领导，从1950年到1957年，菲律宾有麦格塞塞的领导。他起初当国防部长，后来担任总统，勇敢地、富有想象力地和直率地迎接了各种挑战。
在许下诺言要把意大利人民从贫穷和绝望中解救出来之时，德·加斯佩里不能象阿登纳那样：简单地向边界那边指一指，告诉他的人民说，你们想看看人的诺言是怎么回事吗？那好，请看看东德是什么样子吧！加斯佩里在机智和谋略方面，必须比人略胜一筹；同时，他还必须让意大利人民看到：他的道路是走向繁荣和自由之路。他的任务是既互相关联、又是互有区别的：他既要打击人，又得为他的人民解决吃、穿问题，并且鼓舞他们。
麦格塞塞在菲律宾的机遇来到以后，他也展开了反对的、两个方面的战斗。从情绪上来说，正如意大利被战争和法西斯搞得一厥不振一样，他的国家也被战争和日本的占领搞得颓丧不堪了。麦克阿瑟有一次向我指出：事实上，菲律宾人在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人数的百分比，要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德·加斯佩里必须与一个组织良好、得到优厚资助的进行斗争；麦格塞塞同样也必须与菲律宾人民抗日军这支强大的暴动队伍进行战斗。与此同时，他还必须给精疲力竭的人民以鼓舞，并象德·加斯佩里那样，给人民以丰足的产品，而不是让他们去听那种诱人的海妖之歌。虽然他在完成上述任务之前就去世了，但他在短时期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他的榜样象一座灯塔，辉映着整个自由亚洲。
麦格塞塞是一位罕见的领导，他把对人民的巨大吸引力、无限充沛的精力和朴素的良知结合在一起。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还是一位当选总统。他的身材立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将近六英尺高。对一个菲律宾人来说，这是非常高的了。他仪态自然，具有一种巨大的个人魅力和身体素质方面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在他出现于群众面前时，就更鲜明地流露出来了。在1953年的那次访问中，有一天下午，我在马尼拉向两万名菲律宾青年商会的会员讲话。当群众看见麦格塞塞步入会场时，甚至只是看见他坐在主席台上时，他们立刻就象发了狂似的。他和我们面前的人群之间的激清的交流，就象闪电一样强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抵抗运动中，麦格塞塞很活跃。日本占领菲律宾的整个时期里，他是游击队的一位领导人，引起了麦克阿瑟的注意。1945年，这位将军任命他为泽姆巴尔斯省的军事司令官。但由于他成功地战胜了另一个敌人——菲律宾人民抗日军——才使他成为全国赫赫有名的英雄。
战后几年里，菲律宾人民抗日军发展成为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他们甚至能在马尼拉公开保持一个司令部。到1950年，菲律宾人民抗日军有一万六千名战士。在菲律宾的有些地方，他们实际上还收取税收，用以支付他们自办学校和工厂的费用。
当时，菲律宾军队的士气非常低落，无法对菲律宾人民抗日军进行有效的防御。农村的情况更糟。麦克阿瑟曾经说过，如果他是一个菲律宾农民的话，他也可能会参加菲律宾人民抗日军。菲律宾人民抗日军力量的来源之一，就是答应进行土地改革。当时，耕种土地的农民平均得把他们微薄的收成中的百分之七十交给世袭的地主。
麦格塞塞当时是菲律宾国会的议员，1950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他迅速而有力地采取了从两个方面来反对菲律宾人民抗日军的行动。首先，他重整部队，在分散的军营之间来回奔波，突击巡视，并解除了失职军官的职务。他俘获了的高级领导人，同时又实行了一项雄心勃勃的重新安置农民的计划。这场政治上的钳形攻势，摧毁了菲律宾人民抗日军的实力基础。他曾骄傲他说："我真不知道该把投降的菲律宾人民抗日军安置在什么地方了。"
1953年，当我见到他时，他向我介绍了他对菲律宾人民抗日军的办法，说："不能光用枪炮对付他们。我们必须使年轻人抱有希望，使他们相信衣、食和住宿的条件一定会改善。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激进分子就蔫了。"然而，尽管他相信光是枪炮不能解决问题，他也不是一位认为在反对极权主义侵略时根本不需要枪炮的幼稚的理想主义者。他强烈地支持我们在共同防务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他在战斗中打败了菲律宾人民抗日军的恐怖分子。在必要时，他会坚定不移地用武力来与人作战。他说："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与之间，不可能有和平，不可能有使人麻痹瓦解的和平共处，也不可能有灰色的中立主义，只可能有冲突——全面的冲突，毫无妥协余地的冲突。"
我第一次见到麦格塞塞时，他刚以压倒多数的选票赢得了总统职位。他在被国民党提名之前，把党内一些领导人的建议撇在一边，领导了一次军事政变。在接受提名时，他发表了记录在案的演讲中最为简明扼要的一次演说，以此开始他的竞选活动。当时他站了起来，说："我是一个实干的人。因此，我不是一位演说家。"讲完，他就坐下了。1956年我第二次访问菲律宾时，又看见了他。这一次，他则是一位正在实干的演说家：当时，五十万人在马尼拉的卢内塔公园集会，熳７坡杀?独立十周年。我首先代表美国讲了话。接着，正当麦格塞塞走向讲台时，热带的大雨撕裂了灰色的天空，倾盆而下。助手们拿着雨伞匆匆来到他身边。他把他们推开了，把事先准备好的讲稿铺在面前的讲台上。然而，大雨把讲稿淋透了，使它变得毫无用处。麦格塞塞干脆把它推在一边。所以他的整篇演说实际上是即席讲的。刚下大雨时，我估计群众会四散离去。结果，虽然许多人走了，但是更多的人仍站在原地，目不转晴地看着麦格塞塞，对大雨毫不理会。他的声音、他的音调和他的话语，响彻了整个会场，到处都可以感到他的存在。当他的讲话结束时，人们仍然置热带豪雨于不顾，欣喜若狂，鼓掌欢呼。这是我在演说方面所见到的、最令人惊叹不已的壮举之一。
麦格塞塞破除了菲律宾政治的清规戒律。在一个贪污腐化盛行的国度中，他顽强地抗拒着腐蚀。在1951年的选举中，为了缩小地方财主们和军人在政治中的影响，他这位国防部长进行了斗争（在城镇里，警方当时甚至可以肆无忌惮地谋杀反对党的选民），并取得了胜利：那一年的选举是廉洁的。作为总统，他把他在马尼拉的宫殿向每个人开放，而且耐心地听取农民和工人们的控诉。他不相信所谓的专家们对一些问题的意见，宁愿亲自去郊区和农村巡视，了解人们的感觉和需要。他在驱车出巡时，还时常伸出手来，和涌上街头看他驾车驶过的菲律宾人握手。 》坡杀鑫大的政治家、作家和教育家卡洛斯·罗慕洛经常对他的国家的政治作出敏锐而古怪的评论。在我对马尼拉的一次访问中，菲律宾参议院的一位议员对美国进行了一次恶意的攻击。我向罗慕洛问起这位议员的情况。他回答说："他是美国的一位伟大的朋友。"我说："喔，那他肯定是用一种奇特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友谊的罗。"罗慕洛眨眨眼睛，答道："您不懂菲律宾的政治。在这里，政治家成功的诀窍是：'使美国人受不了，又恳求他们别离开'。"另一次，他告诉我："你们美国人把我们教育得太妙了。我们把美国政治制度中过了头的东西全盘接了过来，而且把它们发展了。"
麦格塞塞不在此例。这可能因为他具有强烈的自信心。但我认为，这也是因为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他的国家和人民的缘故。在他寻求取得成功的这一方面，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亲眼见过战争，亲自战胜过日本入侵者和恐怖分子这两个敌人。他了解要在秩序和自由之间保持平衡是多么困难。他识破了新极权主义者的面具，也认定他们在菲律宾不会取得胜利。因此，他又是一位现实主义者，知道路程还很漫长，途中还会有许多艰难险阻和令人失望的事情。但是，他迫使他的国家朝前走，小心翼翼地沿着一条介于既不要使人民感到希望渺茫、又不要对他们作过分承诺这两者之间的航道前进。他深切地感到，他正肩负着让菲律宾广大人民群众有一个正直的、进步的政府的使命。
1956年我访问菲律宾期间，麦格塞塞陪我作了一次神秘而可怕的旅行：参观柯里矶多岛上黑暗的隧道，当年麦克阿瑟被围困在巴丹时，曾与他的家人居住在这个岛上。麦格塞塞虽然与日本人打过仗，但他具有一种政治家的见解，仍然认为日本人肯定还会在亚洲再次发挥重要的作用。他对我说，日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相信，在日本人手中遭受过比其他国家更多苦难的菲律宾人民，是会接受日本人参加亚洲大家庭的。
他用他的总统快艇带我到柯里矶多岛去。白天很长。我们俩人下到舱里，在两个床铺上舒展了一下。他累了，但看起来精神还很松快。他双手交叉，垫着脑后，凝神看着天花板，若有所思地谈论起他所取得的成功及招致的失败。当时，土地改革正在进行。许多农民已从拥挤的吕宋岛上迁走，在其他岛屿上给他们分了土地和房屋。他已着手进行一次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清除政府中的不良现象。这一切都需要时间。但他仍然有使不完的精力，对未来充满乐观情绪。
他也懂得，他正在从事的事业的重要性已超出菲律宾的范围。他说："在亚洲的每个角落，人们都在注视着菲律宾，而且认识到美国的价值正在这里受到检验。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如果能够成功地给我们的人民带来繁荣、自由和公正的话，那么，我们的榜样，以及通过我们所表现出来的美国的榜样，对这个地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将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翌年，他在一次飞机失事中遇难去世了。许多人认为，这次失事不一定是一次意外事故。他的去世，对菲律宾人民和对亚洲所有的人民都是一个悲剧。他是一位具有感人的超凡魅力的人，他了解建设国家这门艺术的艰深。他的国家需要他的领导，世界也需要他的榜样。
以色列的先驱者：本·古里安和梅厄
在二十世纪的这些岁月里，老殖民帝国瓦解了，相互竞争的核超级大国涌现了，全球的距离也缩短到了一日的旅行或一次直拨电话即可到达的程度。在这些岁月中，中东有时也发生急遂的巨变。在那里，新兴的国家纷纷出现：古老的国家重新获得了完全的独立；旷日持久的对抗也点燃起来了。失去耐心的、向往现代化的人们，与拼命维护旧习惯的人们在互相摩擦，各种文化在互相冲突；被压抑的愤怒情绪一触即发，时而平息下去，时而又爆发出来。
中东是世界的十字路口，是文明的摇篮。它的圣地对三大宗教来说都是神圣的。今天，中东是游牧部落与学者、杂货铺与实验室、油田与以色列聚居区、议会和阿亚杜拉等杂处并存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农民们耕种着几世纪前他们的祖先照料过的、多石的田地，在另一些地方，衣着时髦的妇女则在去现代化办公室的途中阅读着来自开罗或伦敦的最新杂志。中东是动荡不定的、脆弱的、对东西方之间的冲突至关紧要的地区。
它还深深地陷入了不断变化着的漩流之中，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富有爆炸性，更牵动人们的感情。
在中东剧烈变动的年月里，这个地区也产生了一些非凡的领袖人物。
最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是戴维·本·古里安——以色列建国之父和第一任总理。他把他的一生献给了震动中东、并以其特殊而十分重要的方式改变着世界的事业。
艾森豪威尔总统过去常常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本·古里安说成是"《旧约全书》中的预言家"。我发现，这种说法对两者而言都有点令人啼笑皆非。杜勒斯是一位虔诚的美国新教徒，他把《新约全书》的教义镌刻在自己的心灵之中，本·古里安则是一位谙熟基督教《圣经》的学者。不过，他把自己说成是世俗的，而不是宗教的。他有一次解释道："虽然我经常援引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开头的五篇，但请允许我声明一下，我个人并不相信它所假定的上帝。我的意思是说，我不能'求助于上帝'，或者向一位住在天上的、超人的上帝祈祷……然而，尽管我的哲学是世俗的，我却深深地相信那利米和以利亚这两位神灵。我确实认为这是犹太遗产的一部分。我不是笃信宗教的人。以色列早期的建设者们大多数也如此。但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热情，还是来自子《圣经》一书。"他把《圣经》说成是"我一生唯一的、最重要的书"。
艾森豪威尔的说法尽管颇为令人啼笑皆非，但还是恰当的。杜勒斯和本·古里安都从《圣经》中得到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都是他们个人最突出的特征。杜勒斯的使命是保护自由，使其免受极权主义的危害；本·古里安的使命是使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故土上重新定居下来。 "尽古里安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只有?英尺三英寸高。
但是，他给人以一种庞然大物之感。这一方面是因为他骨架宽阔，脑袋很大，脸色红润，还有着满头银发，另一方面是因为他那突出的下唇，刚毅的下巴，以及疾步如风的步态使他显得更有风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有的人是兴风作浪的。本·古里安则是一位息事宁人的人。
1906年，本·古里安从波兰迁冒以色列。也就是在这一年，戈尔达·梅厄从俄国移民去美国。作为一名二十岁的非法入境的移民，古里安刚抵达雅法，就在塞杰拉的加利利村当农民，从事劳动。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他的生命，那么，他坚持认为耕种——使沙漠开花——是他最大的乐趣。后来他退休时，又回到了沙漠地带，在这块土地上度过自己的余生。 "尽古里安一生中也贪婪地阅读书刊，而且撰写了大量著作。他在五十开外时，又学习了希腊文，这样他就能够阅读柏拉图的原著了。他还研究过印度教和佛教。本·古里安能讲九种语言。1966年，我、我的夫人以及我们的女儿特蕾西娅和朱莉一起去他家里拜访他，当时他住在特拉维夫的郊区。他把我带进他的书房，只见四面墙边摆满了杂乱的书籍，多到快要溢出来的程度。我1972年和1976年拜访时，不禁联想起这间书房。的房间里也堆满了书籍和手稿，有的还散落到地上。很明显，他们俩的这种情况说明，这些书并不是一种摆设，而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东西，这与我在很多时髦的府第中的正式藏书室里见到的情况不一样。那些藏书室里的书籍经常满积灰尘，很少打开。
从本·古里安在雅法上岸之日起，到1948年5月他站在特拉维夫博物馆的话筒前向全世界宣读以色列独立文件之时上，四十多年过去了。在这些岁月里，他在土耳其、英国的统治下和国际共管的情况下，为了把自己的梦想变为现实而斗争着。
然而，与其他革命领导人不同，以色列独立之时，却不是本·古里安庆祝和平之日。就在他宣布独立后的一天之内，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伊拉克就向这个新兴国家发动了战争。
在军事上，以色列最艰巨的战斗并非发生于独立之前，而是在独立之后。从这个意义上讲，以色列进行的是一场继续不断的革命——首先是反抗英国的统治：接着，又是反抗它的阿拉伯邻国的敌对行动。以色列幸而有本·古里安这样一位领导人。事实表明，他不仅有能力领导一场不管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革命，使之取得成功，而且能够在革命成功之后建设国家。 "尽古里安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八十年来，他一直为实现犹太人的?想而奋斗。他又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了解，由于敌对势力包围着以色列，使以色列不能在地域上进行扩张；他也相信，以色列会一如既往地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并为此而感到自豪。就其信念而言，他又是一位空想家。他认为，以色列南部的沙漠地区内吉夫总有一天会繁荣起来，发展成为一个既不完全象城市，也不完全象农村的地区，成为犹太人的家当时和后来的以色列其他领导人，一直妄想得到更多的地盘。本·古里安却不是这样的人。他把自己称作"狂热的内吉夫分子"，还争辩说，以色列的使命是开垦沙漠地带。他说，沙漠地带如果不改良的话，这对"人类是一种耻辱"，对："不能供养其全部人口的世界也是一种可耻的浪费"。他说，如果沙漠地区得到改良，就能为以色列提供它所需要的全部空间。他常以尖刻的口吻谈论想以武力扩展以色列领土的恐怖分子和其他扩张主义分子，并争辩说，除非以色列既是一个犹太国家，又是一个民主国家，否则它就没有理由存在。他说：那些主张兼并阿拉伯土地的"极端分子"将会剥夺以色列的使命；"他们如果取得成功，以色列就将不是犹太国家，也不是民主国家。阿拉伯人在数量上超过我们。为了控制他们，到时就只好采取不民主的镇压措施了。"
1967年的六天战争之后，他建议，除了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外，从埃及和叙利亚手中夺得的其他土地应该归还给阿拉伯人，因为这些土地"只不过是不动产"。他的建议使许多以色列人大为吃惊和恼火。他说："对以色列最大的考验，不是在它的疆界之外与敌对势力进行战斗，而是在于能否成功地从占以色列领土百分之六十的荒地上收获更多的东西。" "尽古里安是以色列的托?斯·杰斐逊、乔治·华盛顿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对以色列和以色列的生活的影响渗透到各个角落。他撰写了以色列的独立宣言。他组织了第一支地下的犹太人军队。1948年以后，他担任了总理和国防部长，在四条战线上开展反对阿拉伯人和保卫以色列的斗争。在残忍的独立战争之后，他制订了先发制人以减少以色列仿亡的防卫战略。这种战略时至今日仍在应用。他赞同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进行公开审判：同时又不顾他的同胞们的强烈反对，与西德打开了非官方的关系，接受康拉德·阿登纳的战争赔偿。
他的国内政策是建立在他对平等的梦想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保持民族的统一，为了发展和保卫现代化的犹太国家这个共同目标而共同劳动。 "尽古里安与许多只把生命献给单一事业的人不同，他并不是狭隘的。我发现，他不仅在观察以美关系方面，而且在观察一般性的世界事务方面，都是坚定的、清醒的和果断的。他对待各种事物比较公允。1967年的六天战争以后，戴高乐公开抨击了以色列，由于当时正在火头上，所以他也发表了一些略有轻视犹太人的言论。戈尔达·梅厄从未就此宽恕过他。本·古里安后来则说："我认为我们对戴高乐是很不公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他是否喜欢犹太人，而在于他拯救了法国。"
在待人方面，他和蔼并有耐性。1959年他在美国进行官方访问时，访问了我们在华盛顿的家。那一年，特蕾西娅正在公谊会学校七年级研习犹太教。她次日要参加一次考试，因此向古里安问个不休。在向她解释为什么犹太教的安息日是星期六而不是星期日，以及什么是大分枝烛台的问题时，他还就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的传统作了半个小时的讲解。结果，特蕾西娅在考试中得了个"优"。自此以后，她一直很珍惜这次令人难以忘怀的会面。
戴维·本·古里安是一位无与伦比的杰出人材，是推动历史的一个基本力量。他有激情、有信仰、有信心，是一个勇于探索和独辟蹊径的人，而且知道自己的脚步正改变着世界。也许有人会争辩说，以色列的创建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要使这种天经地义的事情变成现实，还需要耗费一个人非凡的精力。
美国和以色列一直都是分犹太移民的两大目的地和犹太难民的主要避难所。这种共同的特性象一种强有力的纽带，把这两个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各地犹太人对以色列有一种精神上和感情上强烈的依恋，这使以色列各届总理和美国各届总统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许多人认为，这种关系仅仅是一种政治关系。诚然，这种关系中包含着政治方面的因素，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战略上的考虑。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以色列对美国有一种独特的重要性，因为以色列对大量的美国人具有独特的重要性。每位美国总统都意识到这一点，而且会有相应的表现。对他们来说，其他国家永远不能与以色列相提并论。
对我来说，戈尔达·梅厄与其他领导人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两人都是在1969年执政的，而且同在1974年辞职。
她在我就职后两个月担任总理，一直到我辞职前两个月才辞职。实际上，她是"我的"以色列总理！我是"她的"美国总统。
就我们两国而言，我们当政的那些岁月是艰难的，有时甚至是无情的。我们关系中的紧张状态时而还很严重。她的要求经常超过我的预计。有时，我采取的一些行动或提出的一些条件则是她认为难以接受、或不能接受的。我们两人都知道，我们都在进行着巨大的赌博；东西方之间的平衡、工业化国家的生命线以及以色列的生存，则都维系于中东这场爆炸性的冲突之上。我们都在警惕地互相注视着对方，深知任何一方的失策对双方都可能是致命的。由于还没有完全明确的解决办法，因此，在如何解决这些冲突的问题上，当然也存在极为不同的看法。
但是，风雨同舟亦能使彼此的联系更为紧密。人们从观察一位领导人如何经受考验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或她的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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