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她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她插班到东北中山中学之后，她所在的那个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男同学的学业开始上进了，不修边幅的，开始偷偷地搽起雪花膏，原来粗野的开始变得文静了……
赵淑侠正值如花似朵的年华，天生玉质，同学们无不认为她是学校唯一"漂亮得惊人"的"美丽女神"。在她那个班的教室里，第一二三排的左边计有五个女生，共同组成一片绿洲，而赵淑侠则是绿洲中的鲜花。鲜花总是惹人喜欢的，不少同班、同年级和高年级的男学生都暗暗倾慕于她。可是，赵淑侠拒人于千里之外，谁也接近不了她。当时她的作文最好，每每作为范文贴堂或朗读，受到老师的夸奖。赵淑侠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神秘无比。但总有大胆的男学生，当时有七个人每日神魂颠倒地给她写情书。七人中有一位属于年级高势力大者，他得知除他之外还有六个人也给赵淑侠写情书时，又气又恼，分别将那六个同学揍了一顿，要他们必须统统死了那份心，赵淑侠只属于"他"
东北中山中学里因她发生的骚动和"战争"，赵淑侠并不知道。赵淑侠自己说："我不爱讲话，当时我和男同学没有说过一句话。"少年人的单相思，苦恼着一大片，而她却仍然每天拿着一本《太平洋》，上课来，下课走，深奥得像博大的太平洋，平静得像安静的太平洋。
有一天，一位男学生喜不自胜地奔走相告他的伟大发明："告诉你，我终于给赵淑侠找到了一个外号——'太平洋'！"同学问他为什么叫她"太平洋"？他说理由有二：一是她总是拿着一本《太平洋》，人在杂志在，杂志便是她的标志；二是她的威严，谁也摸不透，就像深不可测的太平洋……大家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从此赵淑侠的"太平洋"绰号便在东北中山中学传开了。
赵淑侠一头扎在功课里和文学中，本来对政治的兴趣相当一般，但那一次学生组织的反饥饿争民主的绝食行动她也参加了。绝食的滋味并不好受，她同班同学给她买了两个饼，可她不敢吃，当她看到领导绝食的头头也在吃东西之后，她才敢吃。
在沈阳，她读书的时间不长，可那里的日日夜夜，也颇令她难忘。至今她还记得那首荡漾在东北中山中学的校歌《惨然的微笑》：在这里，我听过大海歌唱，在这里，我闻过豆菊花黄；我和她曾并肩靠着椰子树，我和她曾谈起我的祖国。他睁着他那大而黑的眼睛他痴痴地，他呆呆地望着我。我和他的爱情同海洋深，他为我而断送了他的青春。那大海已埋葬了他的形和影，那大海却洗不尽我的仇和恨。我听见海风吹起浪潮，那正是他的灵魂向我呼号。我看见那阳光照着波涛，那正是他灵魂向我微笑——惨然的微笑……
赵淑侠在东北只滞留了一年，内战又得使他们"仓皇出逃"。战争连年是中国历史的不幸。枪炮声跟着赵淑侠，似乎在告诉她：这就是战争。就这样，她怀着不解和恐慌，看一眼漫山遍野的烽烟，又随着父母，先北平，后南京，1949年末，最后到了台湾。
"初恋"
战争给人生制造了梦。但对台湾环境陌生，而人情却又似大陆。她很熟悉那些面孔。那些北方人的语言，那些北方人的习惯，使她那种模糊的离开母体的失落，多少是一种安慰。但是，关山远隔，故乡何在？
初到台湾，他们连安家费都没有。吃住没有着落。"父亲原出身于大富之家，曾有过人间最优裕的日子。只因战乱关系，竟半生受生活的压迫，这也难怪他心情烦躁，终日愁眉不展，常发脾气。"赵淑侠说，"当我长大成人，吃过苦头之后，才慢慢体会了父母的心，可是在这之前，家里的气氛常使我感到极度的痛苦，有种被压迫的窒息感。"
在台湾，她在台中女子中学读高中。那时包围着她的仍然是无穷无尽的忧愁，一种不可名状的窒息感占据了"少女情怀"。不过，对赵淑侠来说，解愁的灵丹妙药还是文学。像在大陆读初中时那样——她把自己的感情独交文史，仍然做文史老师最好的学生，当数理老师最坏的学生。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她开始郑重其事而又神秘地向台中一家报纸的副刊投稿。当她的名字和那两千多字的散文赫然出现于报端时，那种"自我陶醉"第一次成为难忘的鼓励。当时高三文组的导师和国文教员是后来台湾东海大学国文研究所所长江举谦教授。赵淑侠回忆说，江教授"对我要当'作家'的志愿也十分鼓励，我的作文本子总是被红笔画满了圈，后面写着足以让我自认不做'作家'就'暴殓天物'的批语……事实上，江老师教出来的好几个操笔杆写作的学生，别人不论，只我们那年级就有我与於梨华……虽说写作是个人兴趣，然而没有良师给打好基础，也是不得其门而入。当时我和於梨华是最调皮捣蛋的学生，意见既多，个性又强，偶尔还会恶作剧；但江老师并不因为我们不够老成而见责，反而尽心尽力的培植，一再说我们有写作的才能，可朝这条路走下去。"伯乐识马，历史被他言中！於梨华和赵淑侠，一个在东（美国），一个在西（瑞士），他们都成为世界华文文学中的代表作家。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这句俗语被赵淑侠应验了。自从步入少女时代，她越发眉清目秀丰满潇洒美丽动人，于是"树大招风"，丽人惹事，无形中赵淑侠便扮演了"大美人"的角色，像"校花"一样，成了众人瞩目、名传遐迩的女学生，自然也就成了许多男学生注意的目标和"太保"们找麻烦捣乱的对象。一些幻想家大胆地替她杜撰传奇故事，以至于她真希望有那样的光荣经历。"但是我没有，连一般青少年们，常和同学们在一起谈谈、聊聊、出去走走的年轻人的生活都不知是什么滋味，下了学就赶快帮忙家务。"赵淑侠说，"根本不懂什么叫'寂寞的十七岁'，只觉得一颗心苍老得像千年古松。"
高中毕业，赵淑侠的第一志愿是报考台湾大学国文系。她认为，国文系是文学的天堂，作家的摇篮。但是，考试因为数学吃了鸭蛋而名落孙山。赵淑侠被父亲痛斥了一顿之后，便到台中农学院办的补习班补习去了。在补习班，她还是国文老师的特优生，数学老师的特笨生；上数学课，还是不听讲——因为她已经好几年没有听过数学，不知该从哪里听起，索性放弃了。"这种放弃使我异常痛苦、惶恐、无奈，可又想不出别的办法，日子当然也就过得更无目的，仿佛在瞎混。"赵淑侠回忆起来，似乎仍感凄然。
——"不能再失败了，再失败就后退无路"。"投考的目标还是台大国文系，除了想一辈子写文章弄文学之外，别的什么全引不起我的兴趣。不幸，我又失败了……这次失败给我的打击最重，使我再也爬不起来。万念俱灰，自暴自弃，环境逼迫之余，我做了生平最错误、最荒唐的一件事。这件事给我的痛苦我永远不愿再想起，也没有足够的词汇来形容。忘了是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言人生。'我认为我是有资格言人生的，因为我哭过长夜。"赵淑侠所说的平生做的最错误最荒唐的那件事究竟是什么事，我没有问。人人都有权，作家不愿说的，我也不必穷追不舍。
赵淑侠对人生的天真执著和纯情，受到雷火的狂暴闪击，她承受不了这种打击。她像掉在大海里，四顾茫茫，"连一根攀附的浮木也找不到"。在极度绝望孤独中，又是文学-一她最好的朋友，笑眯眯地走出来，抚摸她，安慰她，鼓励她。于是，赵淑侠内心嘶叫着："我不能再认输，我非奋斗出一条生路不可。"她再也不听命运的摆布了！在没有读书和写作环境的情况下，她要读书，她要写作！她挣扎着读，挣扎着写，她要在文学里杀出一条生路。
中学时代过去了。这个时代，对许多人来说，也是人生奠基的时代。那些不可遏止的少年文学狂、写作狂们，就是从这个时代圆成了诗人、作家之梦。1951年，赵淑侠刚刚二十岁，便已经写出关于海盗的长篇小说。接着，他又写了一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她背负着文学的重担在一条坎坷的路上探索，信心、意志催促她，彷徨、绝望拦阻她。那年3月，她羞怯地跑到台中师范看望名作家孟瑶，坦白地向她倾吐心中的苦闷，求教创作的秘诀。孟瑶平易近人，真诚地对一位文学青年讲述自己的写作心得，告诉她，写作应先从短文写起、写作与生活、阅读的关系，鼓励她："……只要肯写，多写，一定会写出成绩的。"赵淑侠从这次不长的谈话中，获取了这样的信心："我可以写，有一天我会成为作家。"
在那个时代，赵淑侠把自己最初的写作称为"难忘的初恋"。
苦涩的就业
在家"待业"那一阵，她读得多写得少。她觉得读得越多，越觉得自己空虚、无知，但她还是写了一大摞——那算是给自己看的"练习作"。没想到，这些习作竟成了她就业的法宝。凭着它和自己一口标准的国语（普通话），赵淑侠在台湾正声广播公司找到了工作——编辑兼播音员。在这时，她同时还考取了中国广播公司，由于后者没有宿舍，于是便进了正声广播公司。
赵淑侠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喜悦："我有工作了！"自此，她可以离开家庭独立，不用吃穿父母了，她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涯，于是也就有了独立的人格。人生转折的旗子，抒写这兴奋、荣誉和自豪，她觉得自己有了真正的生活。
她在正声公司每周要撰写三个有固定题目的短剧，兼拟叫卖式的广告稿，另外还在星期天播音。"每当写到'炸鸡，炸鸡，大家来吃炸鸡'或是泊皮鞋，白皮鞋，白皮鞋来了'的时候，她总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这工作与她立志写作的初衷大相径庭，心想：'难道我的写作志趣就是如此么？就写这些玩艺么？'"她心里不平衡，觉得自己像掉进井里的牛，天大的本事也不得发挥，长此以往，棱角会磨钝，兴趣会泡淡；但又无可奈何，为了吃饭就得就业，有时工作不理想，也得去做。
赵淑侠在正声广播公司工作了两年后，她父亲托人在台湾银行找了一份工作，儿从父命，她只有应允。但那个环境与气氛，于她并不合适，也不甘心做一辈子银行职员；她想，还是写作，还得写作，并且准备请教内行。第一个请教的是台湾师范大学的高明教授。高明给她发表了两篇小说，还送她一本《古诗源》，还嘱咐她多读古典文学名著。第二个请教的，是她的的同事和诗人王亚青。王女士知道她喜爱文学与写作，不仅主动给予指导，还把她介绍给正在编辑《畅流》文学杂志的王琰如女士；因此，除了她的散文得以发表之外，还由于王琰如的举荐，使她顺利地参加了妇女写作协会。文学，同所有的事业一样，需要同情、支持、提携和知己。文学上的朋友和伯乐，可以让天才早日成才；而文学上的嫉妒和压制，又可以使巨人永远埋于红尘。泥土里的珍珠自然还是珍珠，但也可以在黑暗里长眠以致永远。
赵淑侠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很累，身体状况又不太好，下班回来已是精疲力尽。但是她还要读书、绘画、学外语，失眠每晚都不忘记折磨她。写作之梦虽然楔而不舍地诱惑她，此时她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写作。她觉得必须用学习来充实自己。她认为，只有丰富的知识，深刻的思想，才能写出具有深度的作品；"只靠才华创作出来的作品，常常只是虚有其表，内容空洞、肤浅。于是我又停笔不写了，不但广泛地阅读，也认真考虑要正式学点什么……能学什么呢？……我的不足不是大学课堂上的讲义能弥补的。那么我该学什么？该怎样改变目前的情况呢？"赵淑侠说，"当时我求变、求知、求弥补的心志坚决极了。我深深地觉得，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光，整个虚掷了。我不甘心。我能拿起笔画画，不过也和写文章一样，完全'无师自通'信笔乱涂面已…"
异国寻梦
当时台湾刚刚兴起出国潮，很多青年学生到美国或深造或镀金。赵淑侠一向对美国兴趣不大，心仪的是欧洲那份浪漫气氛。通过一位在瑞士的同乡，在法国巴黎打听到可以注册的美术学校，于是出国留学的念头便在她心里生了根。钱，她攒了一点，但"只有路费，没有学费。法文会一点，可是不好，离念书差得远。但是同乡说都没关系，人来了就好办了，没有学费可以做工，法文不好可以学。"这种精神支持，终于使她由思想变成了行动。
1960年，赵淑侠告别双亲和妹妹们，告别台湾的锦绣山水，远涉重洋，到世界文化之都巴黎留学。那个西方大都市，给她印象最深的是赛纳河、铁塔、凯旋门、巴黎圣母院，以及大异于东方的风情。但是，学校还没进，人却病倒了，人地两疏，语言不通，全靠那位同乡多次从瑞士坐飞机来照顾。病好之后，连学校都没进，便依了那位同乡的意见——到瑞士去，彼此离得近，好照顾。那位同乡，就是她后来的丈夫——瑞士国立工业大学博士、美国工程师学会颁发的"最佳科学论文奖"获得者、国际著名振动力学专家陈延年先生。赵淑侠介绍说，她丈夫在瑞士一家规模庞大的机械公司担任振动学组和减噪音学的主管，不抽烟，只喝少许酒，只在看书的时候听不到噪音，写起论文来视死如归……只几句，活画出一位献身于科学的人物形象。我没有见过她丈夫，只在他们全家福的照片上，看见过陈延年博士和他们的儿子陈迪懋（大学毕业，学机械，同时学物理，正在写博士论文）、女儿陈珊珊（在大学攻读心理分析学，曾回台湾学过一点国语，认识200字）。这是个保持着很好感情的中国家庭，漂浮在异乡的生活海面上，且已经融入西方那个社会，并为之服务。
赵淑侠终于如愿以偿-一学点什么。到瑞士后，为了生计，也由于自己没有学习纯艺术的绘画基础训练，于是便考取了瑞士应用美术学院，学习设计美术。毕业后在一家纺织品印刷公司担任美术设计师，专门设计女用衣料印花图案和彩色宣传广告。之后，她曾单独开业，持有美术设计师的执照，经营设计室，设计过一百七十多种实用美术图案，有的获了奖。当她喜得贵子之时，她辞去了一切工作，专门做家庭主妇。儿子给了她最大的快乐。"抱着他，我便觉得拥抱着整个世界，把已往失去的全补偿了。"赵淑侠说，"直到小女儿珊珊出世，我一直扮演着专业母亲的角色，除了养育我的孩子，管理家务，不作他想。写作，绘画全被我放下了。"至此，从少年时代酝酿的作家梦，一下子化成了阿尔卑斯山上的石头，变成已被风撕碎的飘渺白云，化为乌有……
在被人称为世界和平"天堂"的瑞士，也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一个女子在外工作是被人蔑视的。"一个结了婚又身为母亲的人，全副精力和时间都得放在家庭里。房子、院子、窗子、厨房的整洁程度，抚育孩子的方式，全有一定的标准。不合标准的会被认为是不称职的太太，甚至是又笨又懒的女人。"作为主妇，这些，她丝毫没有疏忽。她要努力像瑞士妇女那样，作一个贤妻良母。她有优裕的生活，但物质不是一切，精神才是人的支柱。在生活表层之下，自怜与抑郁的情绪困扰着她。乡愁，无法排遣，无法忍受的乡愁！失落感，自我放逐的忧伤，尤在夜深人静独自挑灯夜读之时偷偷爬上心来施展其各种刑罚，折磨人，蹂躏人。当她以古典音乐自娱时，生命和时间，就觉得更加难熬："异国的深宵，悠扬的乐声，都会把我带引得脱离现实，依稀地回到旧日的自己。异乡游子对故土、对祖国和亲人无法遏止的思念之情像一面结实的灰色大网，把我整个罩住了。"尽管赵淑侠在异国那块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努力制造故乡色彩——中国的书报，中国的音乐和艺术，教育孩子以做中国人为荣，关起门来过纯洁的中国生活，但耐不住乡愁缭绕，穿骨入髓地揉搓她那颗惆怅之心。
故国又醒文学梦
1972年，她带着一双儿女回到台湾省亲。她的故国之行纯粹为了与亲人团聚，绝非是游山玩水。那一次正值天气寒冷，阴雨连绵，"望着窗外的雨丝，多少前尘往事，便像走马灯似的在眼前转开了"……与父亲闲话家常，旧事重提，父女俩常常相对唏嘘；偶尔上街，"迷失"路上；与友话旧，蔓生隔膜……凡此种种，使得赵淑侠暗暗伤情："我到底是谁呢？还是原来的我吗？"——"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失落感，看出今天的自己已不是从前的那个我，十三四年的异国生活，把我变成了一个十足的陌生人。事实上，我的确是另外一个人了。出国前的我，软弱、多感、彷徨；今天的我，较坚定、成熟、有自己的人生观和做人的目标，外界力量不再那么容易伤害我……""那次归国给我的感触是深切的、怅惘的，使我清晰地看到了许多问题，做个终生的异乡人是什么滋味？什么心态？得到多少？失去多少？而最使我感到震撼的，是岁月的无情'天演力量的不可抗拒，当年那么年轻的我，怎么就变成中年人了呢？多少游于不是都这样的在异国把青春荡尽吗？"
赵淑侠在台湾看到的是国的变化，家的变化，人的变化，物的变化；太多太多的感触，太多太多的慨叹，太多太多的悲悲喜喜，在其与生俱来的感情里，重新凝聚起五彩缤纷的希望，于是那梦的石头苏醒了，那梦的白云聚拢了，绝望的苦果变甜了，赵淑侠一下子又找回了早已失踪的文学女神。靠自己的力量搬开压在心上的巨石，悟出了"生活的苦与乐，多半操在自己手中，只有真正弱者和愚者，才会任环境咀蚀。我想：如果我有那自怨自艾闹情绪的功夫，为什么不把那些鬼情绪和压在心上的大石头，化成文字写出来呢？"她说做就做，一回到瑞士，放下行囊，提笔写起了长篇小说，一写就是五十万字。这个名为《韶华不为少年留》的长篇写了一年多，内容是通过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描写青少年的家庭教育的弊端，以及社会心理、伦理道德和人性的愚昧。这部小说寄给台湾一家杂志，半年多之后，她的创作热情等到的却是一盆令人伤心的冷水。但冷水却不能浇灭她如火的写作热情。用她的话说，"我要写，想写的意志已不是任何挫折能打倒的，长篇不行，就写短篇。"于是，她相继写出了《王博士的巴黎假期》、《赛纳河之王》、《当我们年轻时》等短篇小说，先后在台湾《中华日报》、《中央日报》、《新生报》、《中国时报》等家报纸的副刊及《明道文艺》上发表或连载。这些描写海外形形色色中国人悲喜遭遇、失败与成功；求生奋斗之艰辛及其感情上的流浪感和文化上的乡愁的小说，很快在台湾文坛及海外华人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不久，她出版了小说集《西窗一夜雨》（1976年，台湾道声出版社）、《当我们年轻时》（1977年，道声出版社）及散文集《紫枫园随笔》（1978年，道声出版社）。
民族的心声
这时，她写长篇小说之心"死"而复燃；于是就动手写起长篇小说《我们的歌》。这部用细腻朴素的文笔，潇潇洒洒写的数十万言的小说，"句句话发自肺腑，既未咬文嚼字，也未刻意雕琢，只是把我的感受传达给读者……"此部小说很快得到"中副"夏铁肩先生的赏识，即在《中央日报·副刊》连载了一年多，1978年由该报出版社出版。这部描写远在异国生活、奋斗的知识分子的忧患、彷徨、辛酸、痛苦与欢乐、成功与失败的小说，在读者的心头所激起的震荡与共鸣，反响之强烈，是作者意料未及的。《我们的歌》于1983年在北京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当时同为东北人的名作家萧军介绍说，它是"帮助我们很好理解世界另一面生活的书。我们可以看到书中的人物是怎样在追求着自己生活的理想、生活的目的，是怎样由各自所选择的道路，来达到自己认为是'高峰'的境界。这中间有成功，有失败；有欢乐，有痛苦；有新生，有毁灭；有逆流而上，有顺流而下……"这部小说，为她的文名在华文世界奠定了基础。
在撰写《我们的歌》的同时，她把长篇《韶华不为少年留》重写了一遍：前半部只是动动小手术，后半部则是重新改写，并易名《落第》，由台湾《文坛》月刊发表，后由新加坡《南洋商报》连载，1982年由道声出版社出版。由于长篇小说《我们的歌》的成功及影响，1980年台湾文艺家协会授予她小说创作金奖，这一年，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散文集《异乡情怀》，1981年又出版散文集《海内存知己》。
自从赵淑侠真正拿起笔之后，时至今日，再也没有放下。在阿尔卑斯山之麓，在属于她的紫枫园里，当家人还在熟睡的清晨，或已入梦乡后的静夜，她便坐在静悄悄的房子里，用笔疾书胸中的苦乐，及对故国的思念和关怀。"在吃了那么多的苦头，迷失了、摸索了那么久之后，我终于又找回了最初的道路，这段路程曲折、艰辛，给我的欣慰与悲伤，都不是他人能体会的。"她还说，"我不是弄文学的科班出身，也不属于任何流派。我写，只因为我有要写的感情，有要说的话，有愿为文学奉献的狂热和忠心。"写作的路没有尽头，像一位马拉松运动员，这一次，上了征途，她要跑到底。她不怕别人批评她的作品跳不出忧患意识的框框，她凭着良知，甘做文坛上的独行客。"写自己想写。要写的东西，不替谁做啦啦队，也不受任何形式的影响，无论你流行什么，我就写我认为对的。"但在流派繁多的文学王国里，她不排斥任何流派，认为在一个创作自由的社会里，"任何文风都有存在的权利"。不过，在风格上，在艺术上，她选择质朴之美。她认为文学至少要做到与大众沟通："欣赏文学不该是少数人的专利，在宇宙的掌心里，每个人都是天地的子女，如果他或她想借文学来滋润滋润心灵，我们何忍故弄玄虚，用艰涩的文字跟他们打哑谜？……因此，不故作艰深，以平易但不失谐美的文字表示出自己所要表现的，与读者大众尽可能的融合沟通，是我写作以来始终追求的目标。我的文学观是：好的作品不单要问怎么写，也要问写什么？假若不能两全的话，写什么比怎么写来得更重要。一个作家虽用不着口口声声的强调社会责任，但使命感和责任的自觉是不能没有的。"（《从嘉陵江到赛纳河畔》）她还说，"作为一个作家，只对自己的创作灵感和思想忠实是不够的，他必须对创作的良知也要忠实，必得承认他对人群和社会负有责任……"关于小说创作，她又说：写小说，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解剖人性和透视社会问题的工作。如果一篇小说的目的只是说故事，不给予故事里的人物生命，那么，故事说得再离奇动人，也只是在讲故事，不会引起看书的人'予我心有戚戚焉'的真实感。"（《当我们年轻时·第二本书代序》）文学应该多给人以希望，不要让读者坠入绝望的深渊。赵淑侠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书中众多的人物形象，都在她"浪漫朴实"的笔下，栩栩如生。我们从她的作品和她关于文学创作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她具有朴素的"平民文学思想"。
正是因为赵淑侠有着作家的良知，在她锲而不舍的追寻、跌倒了爬起来的坚韧、执著与自信中，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添置了砖瓦。这之后，她相继出版了散文集、小说集及长篇小说《赵淑侠自选集》（1982年，台湾黎明文化公司）、《故土与家园》（1983年，九歌出版社）、《春江》（1984年，台湾论坛出版社）、《翡翠色的梦》（1984年，九歌出版社）、《人的故事》（1985年，香港三联书店）、《赛纳河畔》（1985年，台北纯文学社）、《雪峰云影》（1986年，台北道声出版社）、《湖畔梦痕》（1986年，道声出版社）、《童年·生活·乡愁》（1986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及《赛金花》（1990年，九歌出版社），共十七种，数百万字。她的作品集和长篇小说共有十三种在中国大陆多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她曾荣获各种文学奖，1990年她的长篇小说《赛金花》在台湾又获中山文艺创作奖。1992年，她的散文《当我万水千山走遍》在北京获"首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游记征文徐霞客奖"。这是她"苦学成功"、"自学成功"、挣扎奋斗的结果。
赵淑侠是小说写作的大手笔。无论是长篇，还是短制，多是独具魅力之作，显示了一位作家不凡的才华。短篇小说《赛纳河之王》写一位忘我的理想主义者王南强。因为他是"老巴黎"，在赛纳河畔生活的资格最长，所以人们称他"赛纳河之王"。他背着画箱漫山遍野地跑，画山，画水，画树，画风，自称是大自然的儿子。他不为世人理解，尤其不为中国人理解，饱经苦难、孤独和寂寞。他进过巴黎艺术学院，但同几位洋教授都吵翻了，当着很多人的面，撕碎注册证，称洋人的绘画是旁门左道，自己才是正统。他孤独而寂寞地生活着，追寻着，宿舍成了"展览室"，"天天开展览给自己看"。他是一个被人视为"怪物"的人，时时事事，反其道而行之，与"潮流"作对。尽看中国古书，热爱祖国文化。他的画，其题材、意境和风格，离不开我们的中国。他善良，宽厚，忍耐，苦干，面对那些嘲弄、误解也不在乎，他为之奋斗的，就是要将中国艺术推向世界画坛。但是，他死了，在喧哗的文化之都，在寂寞的赛纳河边……这时，人们才赫然发现，他的画是"用生命画的，不是用笔"；他的画既有西方的积极和热情，又有东方的深远和含蓄。死后，他才走向世界——著作得以出版，画展隆重推出……这是一个令人悲伤，又令人深思的故事。小说写的是艺术与生命的价值和社会人情，背景在巴黎，实则在中国，在中国历史深层的背甲里。当我们正为画家的早殁而痛苦的时候，突然，我们发现画家的女儿背着画箱出现在巴黎街头。这时，我们抹一把眼泪，悲凄地走出复杂情绪的罗网，迎面而来的——是中国的精神和希望。
"狂人"之歌
赵淑侠的《春江》是一部故事发生在国外，内容却不是描写留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里的主人翁刘慰祖变为刘浪，使人想起聂华苓的小说《桑青与桃红》。刘慰祖是一位受尽家人和朋友溺爱的将门之子，曾梦想循规蹈矩地成为一个好儿子、好朋友、好丈夫。但是，当他发现人的虚伪、现实的虚伪之后，他的思想便陷入无法自拔的苦恼陷阱。于是，他愤世疾俗，他要报复。他给小狗起名叫"真理"，因为社会上丑恶多真理少，狗"诚实，比人强，叫这个名字可以羞羞人。"他在外流浪十年，连一个字也不给家里写；从欧洲回到台北，正赶上祖母祝寿，他从墙上爬过去，背着大背囊，站在客厅里，对几十个人说："别跟我假惺惺，我恨虚伪，恨造作，拿出你们的真面目来该多好呢！……哼！你们这些只晓得锦上添花，只懂得拍马、作假的人，我劝你们快回家去得啦！你们不都有个家吗？蠢人！"他对祖母和父亲说：我不叫慰祖，"我无祖可慰，也不想慰了。……我叫刘浪，我情愿流浪，不愿意'慰祖'。""我有足够的理由恨你们。""我的人生被人破坏了，我也不能叫那些破坏人的人过得心安理得。"真是痛快淋漓的鞭答，呐喊，抗议！这个刘浪，使人想起鲁迅《狂人日记》里的"狂人"。不同的是，刘浪是现代社会中的"狂人"，鲁迅笔下的"狂人"是从封建社会杀出来的逆子。
刘浪背着沉重的包袱，从台北出发，走遍了世界他认识的所有地方。那时，他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在他眼里，世界是一个美丽的发光体。现在，他是流浪画家，是"无根的一代"，或"流浪的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在他的感觉里，到处都一样，都和台北一样。他曾经年轻过，快乐过，真心实意地爱过；当他发现了世界的真实之后，他的天地突然崩溃，刘浪成了承受着巨大精神压力的"苦恼的现代人"。"历史的包袱是很多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负担，无奈历史又不能抹杀或回头，而改过的新面貌该受到欢呼和信任。因此我们必得挣脱历史的压力。""……人不能从过去里走出来是很悲哀的。希望在前面，不在后面，人要创造历史，不要被历史埋葬。原谅是最高的美德，"这是作者在小说"序"里所表现出来的善良感情。从这里出发，"刘慰祖"经过"沉沦"式的探索和寻找，最后又回到"刘慰祖"那里，"狂"和"变态"终于恢复正常。刘慰祖站在歌德堡的纳卡江大桥上，看着滔滔江水，觉得自己也是这汹涌狂流中的涓滴，哪有本事跳出？于是酸楚攻心，怅然欲泣。这时，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做'流浪'干什么？怎么做也不会成功。想逃开所有的人哪！办不到的。真的，老弟台，听我这个傻快乐一句话：做不到，绝对做不到，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从世界上逃去……"刘慰祖将回到原来的地方，回到他曾憎恶过、仇恨过的人群和历史中，也以虚伪游戏人生，在现实的手心里，"开始新的人生"，因为那里有等待他待继承的事业，有他的祖母、父亲、继母和妹妹……《春江》的结局意味十分深长。赵淑侠在《序》里最后说："刘慰祖只是个象征，其他的人物，甚至这个短序中的'年长者'之类的，也是象征。"是的，《春江》的象征意义，概括了一部社会历史。
本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时代病"在青年中是普遍存在的，这种病在不同的国家其病源不同，表现形式也不一样。刘浪不是"嬉皮士"、"崩克"，有时他是"现实"的，有时他是"狂人"，但他是"中国式"的。刘浪是现代意识里的人物，赵淑侠为我们塑造了一位迷惘在现代社会里的典型形象。
为女性评说公道
赵淑侠另一部长篇力作《赛金花》，是有别于《我们的歌》、《春江》、《落第》等另一种追求和尝试。一个作家不应永远保守自己不变的风格，要开拓，走新路。数年前我见她时，创作《赛金花》的思想刚刚萌生不久，其资料的搜集也才开始，而几年后相见时，一部三十六万多字的长篇小说，已在两年前成功面世。她的创造精神和巨大潜力，令人十分钦佩。
她的《赛金花》写的是一个"古老"而又为人们记忆犹新的故事。赛金花是百余年前清末名妓，在文学作品里，一直扮演着反派的角色。就本世纪的文学作品而言，先后就有樊樊山的前后《彩云曲》、曾朴的《孽海花》、张鸿的《续孽海花》及夏衍、熊佛西分别以赛金花命名的两个剧本。但这些作品多把她写成没有灵魂，没有良知的胭脂花国的淫妇荡女。赵淑侠的《赛金花》为主人翁赛金花注入了新意。首先，作者并不是为她翻案，也不是要写历史小说。作者是根据从五六十种中外文资料中的发现和心得，以当时的时空背景——人物、事件、场景和赛金花本人的女性角色重组故事，还这个历史人物的血肉和人性的真实。赵淑侠是以女性主义为出发点来创作这部小说的。在这部小说里，作者要利用赛金花这个历史人物，从人性尊严的角度，强凋女性的自觉，表达人类原始的感情。赛金花也爱她的孩子，也想做一个好母亲；在她改嫁之后，也想重振勇气，做个叫人尊敬的完人，可是社会不允许。赛金花对人生有着很深的体悟，死前她对记者说："为人在世原是如此，眼望天国，身居地狱，这样的苦苦挣扎，便是一生啊！"这真是一语道破——红尘尽处一场梦！尤其是她，一生出卖色相，苦苦挣扎，这梦更是一场恶梦。
赵淑侠在这部小说里以同情之心细腻地写尽了赛金花一生的悲剧传奇故事。被迫走进烟花巷中，十六岁嫁给苏州状元洪文卿为妾，随丈夫出使德国，北京的斑斓生活，夫殁后被逐，女儿被抢，儿子夭亡，做人不得，被迫再次下海，重操贱业，以及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与瓦德西的斡旋，最后的凄惨……一个抗争的悲剧，才有了一个收场。但悲剧是社会的，直到现在仍有余音缭绕。赵淑侠是立意非要把赛金花写成真正的小说不可，并且是属于"女性文学"的一类；她在小说的代序《赛金花隐没于红尘尽处》中说："妓女地位虽贱，唯她们也是血肉之躯，也有感觉和情感。相信赛金花本人也并不以她的妓女身分为荣，但自幼家贫入烟花一几经翻腾，就是做不成一个正经人。社会如此，人心如此，她有什么能耐改变命运？"这是作者的同情和理解。赵淑侠说："我是女人，了解女人。"从这一点来说，她更比男人更有资格描写女人。这部长篇，台湾九歌出版社印了十三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也印了几版。这足见读者的关心与喜爱。
东方情结
"接近佛学是近两年的事。在南京时，我在天主教学校读过书，但我的宗教感不强。佛学的书太多，一生都读不完。我发现佛学对我影响很大。它能净化人生，启示人生，改变人生。它有许多箴言妙语，比如'空'，并非就是什么都没有的'空'，杯子只有先空才能装新水，'空'是新生的开始；再比如人生的快乐里有痛苦，痛苦里也有快乐，这很科学，很辩证。其实，佛学不是与世无争，什么都不做，佛学有着积极的哲学意义。不过，我不会变成教徒。但它将影响我的创作。"说到人生，她说就怕人生什么都没有。"人生不会一帆风顺。幸福与否，是自己心理上的自我反映。人们都看我幸福，实际上我过得并不幸福。人生根本是很难幸福的。太无情的人，对人生是冷漠的；太平常的人，没理想，很知足，这就是幸福吗？七情六欲都有的人，精神要求太高，更难幸福——写文章的女人都有这种痛苦。搞文学的女人是另外一种'动物'。文学女人是不会幸福的。绝对的幸福是没有的。人生在世，不能不愉快地接受这种实际。对女作家来说，这种不满足、空虚便能产生灵感和创作的原动力，多愁善感，一个树叶落下就会想到宇宙。最近我写了一些关于文学女人的文章，从感情、爱情、生活、精神与物质诸多方面深入分析文学女人这种特殊的'动物'。"她举例说，李清照代表文学女人的浪漫潇洒，与丈夫不只是夫妻关系，也是朋友、情人、爱人，所以丈夫死后，她不能冲破情关，专一执著地守寡终生。萧红属于另外一种文学女人，她一直生活在爱情的苦海里，不顾世俗，坚持追寻，至死也不放弃爱情。留美女作家吉铮，她是自己挖坑自己跳的悲剧人物，一直生活在初恋的梦幻里，总是把感情留在初恋阶段，当多年后重遇初恋情人时，时过境迁；幻想破灭，空虚、痛苦，闯不过情网，逃不出情劫，最后自杀。三毛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家，她把荷西视为神一般的永生恋人，他们的爱情是完美的，这使一般爱情显得平凡，她的自杀只能如此解释。文学女人太美化人生，也太期待爱的不朽，这就是文学女人感情弱点的悲剧……赵淑侠说，她这类文章已于1992年由台湾九歌出版社结集出版，题名为《文学女人的情观》。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阿尔卑斯黑发》。
谈到创作，她说《赛金花》之后，她感到很累，这可能与年龄、精力及这些年写作的疲劳有关。"我六十多了，往后看路很长，往前看路很短。在大自然中，人是很软弱的，人们常说'人定胜天'，我看一定胜不了。我是'欧洲华文作家协会'首任会长，还有别的应酬，杂事太多，精力有限。得培养年轻人，这是把华文文学发展成世界文学的大事。所以，我要在适当的时候交班。我回去还写我的小说，写长篇，写抗战——站在全体中国人的立场上来写，通过普通的中国人来写。另一部小说用禅学意识写人的命运、机缘、时间对人的无情杀伤力。带有哲理性的杂文、散文我不会放弃，将永远写下去。"谈到诺贝尔文学奖时，赵淑侠认为，在中国，目前还不会有人得奖。"你不能不佩服马尔克斯，读了他的《百年孤独》之后，再读我们许多人的作品，就像是看小儿书。那才是真正的深刻、含蓄、独到，不能不承认人家是巨匠、大手笔……所以，如果我们真不行，就别争！不过我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赵淑侠，是一个奇迹。她的创作在华文世界具有一种先锋性。她集家庭主妇、作家、社会文化活动家于一身，洗衣，做饭，写作，开会，演讲，座谈，跑遍了欧亚美三大洲，到处为留学生、华人演讲，主持座谈会，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为家庭、社会、文学、中国文化的"推广"、增进外国对中国的了解、东西方文化和感情的交流做出了贡献。她曾是欧洲华人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副会长，瑞士作家协会会员、国际笔会成员；她的已被译成德文出版的两本小说《梦痕》、《翡翠戒指》及正在翻译的小说《我们的歌》，为她从无人理睬到进入西方文化"市场"打开了绿灯，她的耕耘有了结果，她的汗水没有白流。
对文学，她的狂热和执著，将继续下去，她的创作将以新的思想艺术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
十几年来，赵淑侠去台北也去北京，凡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她的笑容，大家都唱"我们的歌"。她到故乡游览，探亲，访友，溜大街，看行人，听京戏，逛书店，作讲演，吃小馆于，亲切，温暖。岁月流逝了，带走的是恶梦。她愿意像春风一样，在故国游荡，在明月下，朝阳里，自由呼吸。
空间和时间，也许同历史一样具有生命。从出生，逃难，成长，战火，灾难，孤独，寂寞，委屈，工作，出国，结婚，生儿育女，写作，成名，风风雨雨，五灾六难，坎坎坷坷，说不尽道不完的人生慨叹，但是，赵淑侠明白——"我的根，深深的栽在自己的国度里，在以往的那些个年月，四川也好，沈阳也好，南京也好，台湾也好，反正都是中国，空气里飘浮着同样的泥土气味，走在街上的人和我生着同样的黄皮肤黑头发，说着由同样文字化成的语言，流着同样的血液，我们同属于那块土地，我们有着同一个祖先，同是中国的儿女……"
赵淑侠，这位文学上的独行客，把自己比作从撒哈拉大沙漠吹来的黄沙，风一来，就会高高扬起。"除了做中国人之外，我永远无法做别的什么人。"
赵淑侠，属于我们中国，也属于世界……
1992年11月25日
1995年1月30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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