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蒂厄的一生是对“自由选择”的形象图解。玛蒂厄事事怕妨碍他的自由。他和情妇玛赛尔同居长达7年之久，却不愿和她结婚，怕正式的婚姻关系牵制了他的自由；吕纳劝玛蒂厄加入**，虽然他也愿意，但惟恐妨碍他的自由，最终还是没加入；玛蒂厄虽然想到西班牙参加民族革命战争，但又犹豫不决，也是因为担心个人自由受到限制。最后，他终于选择了抵抗德国人的战斗，但是他射出的子弹却是随意的；“这一枪射向洛拉，因为我不敢偷他的钱；那一枪射向玛赛尔，因为我本应该摔（甩）掉她；另一枪给奥黛特，因为我不愿意去吻她；这一发子弹是为了我没有敢写的书；那一发子弹为了拒绝自己去旅行；另一发笼统地射向所有那些我心里厌恶、但又努力去了解的人。‘啪’一下打中这个王八蛋的脸，你不杀生；‘啪’一下打中对面这个坏蛋，他向人、向德行、向世界开火；向漂亮的军官开火，向大地全部美好的事物、向大街、向花卉、向园林、向所有他爱过的东西开火。”总而言之，敌人与朋友，坏蛋与恶人，美的与丑的，人与事，实物与德行……都在玛蒂厄的瞄准之列。
小说以“荒谬”对“荒谬”，这既是存在主义标榜的“自由之路”，有明显的无政府的意味；同时亦是萨特走过的人党又**的自由之路。萨特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反映了当时法国中下层知识分子想走或正在走的道路。
萨特的存在主义戏剧区别于传统戏剧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境遇”二字。它们不是按传统戏剧的原则处理环境与人物的关系，而是让环境支配人物。给人物提供一定的环境，让人物在特定的环境中选择自己的行动，造就自己的本质，表现自己的性格和命运。就是说，要在戏剧舞台上展现人物的境遇，以及在特定的境遇中，剧中人所进行的“自由选择”。因此，萨特把自己的戏剧称为“境遇剧”，也有人称之为“自由剧”。
存在主义戏剧在西方剧坛占有一席之地，主要应归功于萨特，他的许多剧本上演时都曾引起轰动。萨特的境遇剧共有11部，其中著名的如《苍蝇》（1944）、《禁闭》（194）、《毕恭毕敬的妓女》（1946）、《死无葬身之地》（1946）等。
《苍蝇》取材于古希腊戏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三部曲《俄瑞斯忒斯冲的第三部《报仇神》。萨特用这个古老的故事影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铁蹄践踏下的法兰西。剧中大量运用象征手法。玛耳戈城象征现代化都市；苍蝇象征邪恶，它是罪恶、残暴的侵略者和一切投降卖国的附庸势力的代表；俄瑞斯忒斯不再是维护父权、弑母报仇的古代英雄人物，而是抵抗法西斯、拯救人类而选择了自我牺牲的现代斗士的象征。全剧回荡着崇高、悲壮的浩然之气，萨特也由先前的批评人生进入反暴抗恶的新阶段。
《禁闭》（萨特最初拟定的题目叫《他人》）又译为《间隔》，剧名原意是审判时禁止旁听，只限当事人在场。这是一出哲理意味很浓的名剧。该剧构思奇特，故事场景被规定在地狱中“一间第二帝国时代款式的客厅里”，主要人物是三个鬼魂——一男二女：加尔森（男）、伊内丝和艾丝黛尔。他们在生前都有一段不光彩的经历，作奸犯科。加尔森是个和平主义文人，当过报纸编辑，他是个胆小鬼，品质卑劣，虐待妻子，在战场上临阵逃脱，背叛祖国，被判处枪决。伊内丝当过邮递员，他是个追求同性恋的、具有变态心理的虐待狂，凶狠毒辣，因煤气中毒而死；艾丝黛尔是个放荡的色情狂，因为财迷心窍而与一个老头结婚，却对自己的老丈夫不忠实，又与一情人发生关系生下一女，并亲手把私生女溺死，情夫悲伤欲绝，开枪自杀，不久她也因病而亡。三个鬼魂在地狱里继续为非作歹，始终不得安宁。他们争风吃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像旋转木马一个追逐一个。”他们彼此猜疑忌恨，相互妨碍牵制，谁也不能如愿。这里的地狱没有“尖头桩”。“铁皮架”、“皮漏斗”等刑具，但他们都在这里经受精神上的折磨。他们在一起时，每个人都能置对方于痛苦境地，每个人都成了对方的地狱。剧本结尾时加尔森点明题旨地说：“提起地狱，你们便会想到硫碘、火刑、烤架……哈，真是莫大的玩笑！何必用烤架呢，他人就是地狱。”自此，“他人就是地狱”成为揭示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句名言，也成为表达存在主义哲学的一句名言。
萨特为“他人就是地狱”作过解释，这句话并非泛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地狱般的关系”。他认为，对那些不想方设法改变与人对立的环境，而又害怕人别人评判的人来说，“他人才是地狱”。这个地狱实际上是作者所熟悉的资本主义社会，地狱中鬼魂与鬼魂的斗争和利害冲突，象征着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畸形关系。萨特的用意是要人们正视无情的现实，起而砸碎这个地狱。由此可见，“他人就是地狱”，并不能任意搬用。
《毕恭毕敬的妓女》是一部反种族主义的剧本。萨特在1945年担任法国《战斗报》驻美国记者期间，目睹美国种族歧视的种种现象，不禁奋笔疾书，写作该剧。该剧同时体现了作家“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主张。
《毕恭毕敬的妓女》剧情十分简单，整个剧情都是围绕白人妓女莉吉·麦克·凯的活动而展开的。它是一部典范的“境遇剧”。通过该剧，白人妓女莉吉的“选择”主要有6次。莉吉的第一次选择是；当黑人第一次“恳求莉吉为她出庭作证”，证明“他的确是无辜的”时，她同意了。这是莉吉发自内心的真正选择，莉吉是美国白人的代表，加之黑人确实是无辜的，出于正义和良知，她作出了这样的选择。莉吉的第二次选择是：“当黑人进而要求她把他藏起来时，她便粗暴地把他关在了门外。”这也是出自她内心的真正选择，因为多年所受的教育和影响，使她同样有着白人的高傲和特权，使她观念上有着不可避免的对黑人的某些偏见。莉吉的第三次选择是；当弗雷德与警察串通一气，一方面弗雷德“用500美元来利诱莉吉作伪证”；另一方面，警察又破而入，“指控莉吉卖淫是犯罪行为”，并且还“拿出一张事先拟好的伪证词，要她签字，同时用坐班房来威胁她”。面对他们的威胁利诱、软硬兼施，“莉吉毫不示弱”，并且对他们表示蔑视，弄得他们束手无策，这亦是出自莉吉内心的真正的选择。莉吉的第四次选择是：当弗雷德的父亲，老奸巨滑的参议员克拉克，以“悲痛的神情”、“花言巧语”，以凶手托马斯年迈的母亲的名义，“以美利坚民族的名义”，利用莉吉的恻隐之心，来诱骗她时，她心软了，改变了初衷，最后“被参议员强按着右手在伪证上签了字”。这种选择虽然是违心的但却是真诚的，因为她善良、富有同情心，加之受当时特定形势所逼。莉吉的第五次选择是：当黑人第二次出现，“请求莉吉为他提供藏身之地”时，她非常坚定地把黑人藏起来，而且还巧妙地哄骗三个持枪进屋搜捕的人，保护黑人得以逃走。这与第一次选择一样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选择。莉吉的最后一次选择是：当她端着手枪，对准弗雷德的身体时，他“拿出他父亲的那一套伎俩”，“莉吉始终一言不发，最后顺从地倒在他的怀里”。这次选择与第四次一样，虽然是违心的然而是真实的，莉吉虽然是白人，但身为妓女，她不得不“随境况而动”，经过了激烈的内心斗争后，为了自己的生命和生存所作出的选择。
作者把黑人与妓女放在一起是有深意的。同是天涯沦落人，妓女已是够可怜的了，但黑人的境遇还要凄惨，两相比较，黑人无疑处在最低处。而作品中人物总是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所处的境遇迫使他们作出选择，正如萨特自己曾说：“既然人在一定环境中是自由的，既然他在一定境遇中自由地选择他自己，既然他在这个境遇中，并且通过这个境遇选择自己，那么在戏剧中就必须简单地表明人的境遇，以及在这些境遇中选择自己的自由。”作者正是按照他的存在主义文学的真实性来塑造莉吉的。
《死无葬身之地》在萨特创作的“境遇剧”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剧本以法国沦陷时人民的抵抗斗争为背景。法国抵抗法酉斯人侵的一支游支击队奉命去敌人手里夺回一个村庄，由于执行错误的命令导致战斗失利，300个英勇的游击队员倒在血泊中，坚持到最后的五个游击队员卡诺里斯、索尔比埃、昂利、吕丝、弗朗索瓦不幸被俘，若望队长逃脱。他们戴着手铐关在一个顶楼上。审问开始，敌人用了种种酷刑，拷打、拔指甲、**……目的是要游击队员供出队长的下落，但游击队员坚贞不屈，其中年仅15岁的吕丝的弟弟弗朗索瓦，吓得直打哆嗦，口口声声说要供出队长，昂利在吕丝的默许下把这个“潜在的叛徒”掐死了。队长若望本已脱险，后在路上又被捕，但敌人并不知道他的身份。若望见同志们为保护他而受尽酷刑，心里很难过，想自杀以解救同志们。但同志们坚决不从并阻止了他，劝他争取释放，出狱后领导游击队残部继续战斗。若望以假情报骗得敌人的信任，果真被释放了。剩下的三名游击队员，包括若望的情人吕丝，在敌人的排枪声中壮烈牺牲。
在这个“境遇境”里，萨特让人置身在最艰难的情境中，即面临生与死的考验，让他们“自由选择”，决定自己的道路。五个游击队员抵抗暴力，维护民族和人格尊严，宁死不当叛徒，决不出卖同志。出生希腊的老战士卡诺里斯，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集坚强、机智于一身，他被拷打时不吭一声，不愧为坚强的英雄，后来他采用队长若望的建议，用假招供诱惑敌人上钩，表现出机智善战。索尔比埃，被敌人首先提审，受拷问时他也大叫过，但就是不招供，当敌人用钳子拔他的指甲，他担心自己熬刑不过，于是假装招供，骗得敌人松绑，然后跳楼自杀了。跳楼前他在窗口向战友们呼喊：“喂，上面听着，昂利，卡诺里斯，我没有招供。”昂利思想比较复杂，开始情绪低落，后经战友开导受到感染，遂振作起来同敌人斗争。面对敌人的酷刑，他叫喊了，但他认识到“我一开口，他们（敌人）就得了分，”终于挺住，只字不露。他还“推己及人”，担心年幼的弗朗索瓦泄密，有失游击队员的高尚人格和民族尊严，当着弗朗索瓦姐姐的面将他掐死了。他顾大局识大体，阻止若望自首，劝说他争取出狱率残部继续战斗。吕丝是个女英雄。她有女性的温柔天真，战斗时不为严酷的环境所困，追求爱情与幸福，与队长若望是一对情人，被囚时还憧憬着未来。但是在吕丝身上表现得更多的是刚强与勇敢。被俘前，与其他战友一道冲锋陷阵，一往无前；在狱中，敌人从她口中得不到一丁点儿秘密，虽然惨遭强奸，但她思虑得多的却是抵抗事业的神圣而不是个人的屈辱。她认为有两种强奸：**的、气节的和意志的，而后者遭强奸更令人羞愧、更可怕。她对年幼的弟弟弗朗索瓦说：“我使他们（敌人）害怕了。弗朗索瓦，要是你招供了，他们就会真正强奸了我。他们会说‘我们终于占有了他们’……一定得让他们丢脸，你能保持沉默吗？”当弗朗索瓦声言要揭穿若望队长的身份时，她大义灭亲，让昂利将自己的亲弟弟当面掐死。这种“关怀”在非常情况下近乎“残忍”、“不舍情理”，但却显得分外可敬可佩。萨特认为，“自由选择”向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质：积极的选择和消极的选择，且任何一种选择都在其最后的结果上确立自己存在的本质。作品中的游击队员们并非生就的英雄，只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而“自由选择”了自己的“本质”，并在特定的情境中实现了自己的选择并确定了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因而作品的基调是积极向上的。
剧本还比较具体地揭示了世界的“荒谬性”。剧本开场就通过游击队员之日揭露了德国法西斯匪徒及其帮凶“合作分子”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法国人民由于参加和支持抵抗运动因而招致巨大的牺牲，“村子里除了士兵、死人和石头以外再没有别的。耳朵里听着这些叫声死去真不好受啊”。即使孩子和妇女也未能幸免。游击队在一次战斗中更是牺牲惨重，五名战士被俘后，一人跳楼自杀，一人被自己的同志掐死，剩下的三名决定以假供求生存与战斗，但仍遭枪杀。剧本里，世界的荒谬性与法西斯的凶残野蛮是统一的，这对于反动势力是有力的揭露和致命的打击。
萨特的哲学思想决定了他的文学作品的内容，而作品的内容又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艺术手法。《死无葬身之地》艺术特点是鲜明的：首先是现实主义成分较突出。虽是一部图解存在主义哲学观点的作品，但许多方面亦可算得上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代表剧作；无论是交待具体时间、地点，还是所描绘的事件，都相当强烈地反映了二战中法国人民开展抵抗运动的一些现实，且人物形象突出清晰。就整剧而言，具体性显然胜过抽象色彩。其次它又是一部典型的存在主义“境遇剧”。剧中通过几次波澜的设计，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存在主义哲学的重要观点，人物在特定境遇中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再者场景和对话要而不繁，简短有力，既有戏剧性，又意味深长。
从萨特的小说和剧作中，我们看到了作者思想的演变。他一生中在不断地修正自己对自由的看法。“自由”是萨特存在主义核心之核心。他的小说没有离开“自由选择”这一基本命题，他的剧本几乎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命题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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