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1866——1944）是本世纪饮誉国际文坛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他毕生向往和平民主，追求自由进步，是一位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战斗的人道主义者，有“欧洲的良心”之称。罗兰的创作贯穿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半期，在文学和艺术理论等方面都有重大建树，他以丰硕的文化遗产在西欧架设了“两个世纪的文化的一座桥梁”。
罗兰出生于法国勃良第的一个僻静的市镇克拉姆西。父亲是公证人，母亲富有音乐修养，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罗兰从小备受母亲的影响，酷爱音乐，笃信上帝。家庭对这位独子寄以厚望，1882年举家迁居巴黎，罗兰就读于著名的圣路易中学。贝多芬和莎士比亚是照耀他儿童、少年时代的两个星座。1886年罗兰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史学系，“他如饥似渴，大口大口地吞饮着精神世界中所有的清泉”。在文学上，除莎士比亚外，他又醉心于托尔斯泰的作品。当他读了托翁的《艺术论》后，斗胆向这位誉满全欧的文学泰斗请教。不久，出乎意料地收到了托翁的长篇回信。信中说：“只有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艺术，才是唯一有价值的艺术。”托翁的人道主义思想和艺术观对他以后的创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罗兰在大学时代就立下了“不创作，毋宁死”的誓言。
高师毕业后，罗兰又到罗马的考古学校当了两年研究生。罗马的结丽风光和丰富的艺术遗产令他倾倒。在这里，他跟一位70岁的德国思想家梅森堡结下了忘年之交，他的理想主义成了罗兰思想体系中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罗兰开始了戏剧创作。1891年罗兰回到巴黎，同一位语言学家的千金结婚。然后完成了学位论文《现代歌剧之起源》，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在他的母校和巴黎大学讲授音乐、艺术史。
从上世纪末到一次大战爆发前的10余年中，特别是同他的夫人离异之后.罗兰离群索居，默默耕耘，旺盛的创作热情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一系列的革命戏剧、英雄传记、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等接连问世。《约翰·克里斯朵夫》发表后，罗兰获得了1913年度法兰西学土院文学奖和19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从此名声大振。
一次大战爆发后，罗兰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发表了一系列反战文章，汇成了《超乎混战之上》的集子，呼吁西欧各民族团结起来制止战争。大战结束后，他的思想一度出现危机。一方面，他同情工人运动，支持十月革命；另一方面，他又赞赏甘地的非暴力主义，而且企图将甘地主义同社会主义调和起来。但无情的现实使他结束了访徨的状态。20年代末法西斯势力抬头，欧洲上空又布满了世界大战的阴霾。1931年，罗兰发表了《向过去告别》的仟悔式的著名文章，毅然“斩断身后的桥梁”，同自己的错误思想决裂，旗帜鲜明地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他一边写作，一边积极参加国内外的反法西斯活动，当选为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这期间他完成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母与子》。1935年，罗兰访苏，加深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了解，并同高尔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从巴黎到莫斯科，这条路好艰辛和遥远啊！”1944年11月7日，罗兰抱病参加了十月革命的纪念活动，不久在故乡病逝。
罗兰的生活道路虽则漫长而曲折，但他一直像浮士德那样，不断探索真理，不断否定旧的自我而向新的自我飞跃。罗兰总的思想倾向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他的美学观和世界观的核心是追求“和谐”。他在《母与子》的序中说：“正如《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样，我把这部作品献给和谐，和谐是一切梦幻之女王，也是我毕生的梦。”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社会活动，他一直在寻找使各民族、各阶级人民团结起来的“和弦”，这根和弦便是“爱”。
罗兰在创作中继承了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直面人生和社会，跟踪时代前进的步伐；同时又借鉴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经验，拓展了现实主义的表现领域。他的作品不着笔于外部环境的精细描绘和故事情节的编排，而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为重。他主张文学应真实反映生活，但他认为“真正的生活是内心生活”。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他喜欢以”‘阿尔卑斯山一样”坚毅、刚强而又善良的英雄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他心目中的“英雄”不是指那些“用思想或用武力取胜的人”，而是“具有伟大的心灵的”人。
戏剧创作贯穿罗兰的一生，其中，以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为题材的革命戏剧最重要，主要作品有《群狼）（1898）、《理智的胜利》（1899）、《丹东》（1900）、《七月十四日》（1901）和《罗伯斯庇尔》（1938）。这些剧作在艺术上不够成熟，带有实验戏剧的性质，影响不太大。
罗兰是一位杰出的传记作家，一生写过多部英雄传记，其中最突出的是（多芬传》（1903）、《米开朗琪罗传》（1906）和《托尔斯泰传》（19if）。这些作品描写了三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艺巨子，热烈歌颂了他们在文艺上的不朽贡献和为崇高理想而奋斗不息的精神。在（多芬传》的序言中作者大声疾呼：“让我们把窗子打开！让我们把自由的空气放进来！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这就是作者创作英雄传记的意图。
在罗兰的全部创作中，影响最大的是他的两部长河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体现了作者前半生的思想探索和艺术追求；《母与子》（又译《欣悦的灵魂》，1922——1933）是作者思想转变后的艺术结晶。《母与子》以20世纪头30年战争风云突变的欧洲社会为背景，叙述了安乃德和玛克母子两代人精神探索的历程。安乃德是作者自称用毕生心血浇铸而成的一颗伟大的灵魂。起初，她只是一个追求独立自主和人格尊严的女权主义者。她宁可在贫困和孤独中独立抚养自己的私生子，而不愿同脑满肠肥的未婚夫结婚获得合法的地位。随着德、意、法西斯势力猖撅，社会阅历的增长，安乃德突破个人情感的小天地，开始走向社会，积极支持儿子投入反法西斯斗争行列。儿子被暗杀后，她继承了儿子的事业，用儿子牺牲的血的事实去教育和唤醒青年一代。《母与子》反映了罗兰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思想的转变，思想境界比前期作品要高得多。在艺术上，以表现女主人公心灵之河的漫长流程为主。作者说，他讲的是“一个真挚、漫长、富于悲欢苦乐的生命的内心故事”。作品原法文标题的内涵就是“有魅惑的而又欢欣鼓舞的灵魂”。
多卷集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1904——1912）是罗曼·罗兰的早期代表作。法国评论家认为它是“我们时代最高水平，最优美的作品之一”，高尔基称它是一部“长篇叙事诗”。
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一特定的时代氛围里，在德、法、意等西欧主要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上，塑造了一个贝多芬式的平民音乐家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再现了他为追求纯真的艺术与“和谐”的生活理想而奋斗的一生，展示了十月革命前一代有头脑、善思考、不懈追求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扉页上，作者的题词是“给各国的在受苦与奋斗、而必将战胜的自由灵魂”。所谓“自由灵魂”，是指正在为争取自由、进步而奋斗的人们，主要是指知识阶层的人士。罗兰写这本书的意图在“卷七初版序”中交待得很明确：“我要反抗一种不健全的文明。”“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有一个眼目清明、心灵纯洁的主人翁，——他又必须有相当高尚的灵魂才能有说话的权利，有相当雄壮的声音才能教人听到他的话”，这个人就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他就是反抗欧洲不健全文明的英雄。
这部作品曾在罗兰的心头酝酿了10年。在高师读书期间，他就有一个朦胧的设想，写一个在与旧世界冲突中牺牲的纯洁的艺术家的传记。在罗马，他从梅森堡那里听到了瓦格纳、尼采及其他许多伟人的事迹，又引发了他的灵感。一天傍晚在散步时，他眼前突然闪现了主人公轮廓鲜明的幻影：一位心地纯洁的音乐家，德国人，最后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了上帝。回国后，他到波恩参观贝多芬的故居时，这位音乐界的巨人又一次唤醒了长期蛰伏在他心头的幻影，他豁然开朗：小说的主人公应当是一个再生的贝多芬，于是这部作品的写作提到了日程上。这部小说共有10卷，但罗兰在写这些章节时，不是根据严格的顺序来写的，而是兴之所至，以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活动需要为构思的依据。他明确宣称，从来没有意思写一部小说，而是为了创造一个人。经过8年的辛勤笔耕，罗兰心目中的英雄终于同读者见面了。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思想蕴涵十分丰富，它的主题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性的，归结起来，大致有3层：第一层，通过平民音乐家克利斯朵夫顽强奋斗的一生，揭示十月革命前西欧进步的知识分子追求一反抗一幻灭的心灵历程，沤歌他们孤军反抗不合理世界的“不健全文明”的英雄主义精神；第二层，通过主人公的生活遭际，反映当时以德、法为主的欧洲国家的黑暗现实，抨击依赖于金钱与权势的虚伪、堕落的艺术，倡导真诚的能净化道德的艺术，以此创造健全的文明；第三层，主人公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是反对西欧各民族间的仇恨和战争，罗兰企图以“博爱”作为实现人类的和谐与团结的纽带。罗兰在“导言”中强调：“永远要表现人类的团结，不论是用多少数不清的形式出现。这应当是艺术的首要目标，也是科学的首要目标，这是克利斯朵夫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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