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上两说不同，韩振华的《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载《厦门大学报》1958年第1 期）、陈得芝的《试论郑和下西洋的双重任务》（载《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3 期）、剪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第三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的《中国古代史常识。明清部分》等著述则认为，郑和下西洋，既有政治目的，也有经济意图。朱棣以燕王身分凭武力强占了侄儿允炆的帝位，自知“夺嫡”声名不佳，遣使出洋炫武异域，使万国来朝，并安抚或镇压那些逃居沿海岛屿和海外的不愿与他合作的臣民，自然不失为提高国际威望和巩固统治的积极措施，另一方面还可打开一条通往西洋诸国的海上航道，扩大明朝官方的对外贸易市场，用中国精湛的瓷器、绞罗绸缎等手工业品，去换取外国的香料补药、奇珍异宝，以满足王公贵族的奢侈享用，这从郑和统率的船队被称为“宝船”或“西洋取宝船”，即可得到证明。不过也有人认为，郑和一再远航，又是出于建立广泛的国际友好关系，瓦解朱允奭残余势力的政治需要；或说主要是为扩大对外贸易、借此增加财源的经济目的。前者见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国古代史》（中册）、冯尔康的《郑和下西洋的再认识》（载《南开史学》1980年第2 期）；后者见于田培栋的《明朝前期海外贸易研究——兼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载《北京师院学报》1983年第4 期）。
还有些人说，郑和七下西洋，其使命应随时间推移而有所不同。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认为，15世纪初，帖木儿帝国崛起于中西亚，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帖木儿调兵数十万准备东征中国，但于永乐三年（1405年）二月死于途中，所以同年六月朱棣遣郑和第一次出使，“大概是想联络印度等国抄袭贴木儿帝国的后方，牵制它东侵”，后6 次则是为了“寻求通西方的航路和达到通商的目的”。李光壁的《明朝史略》虽同意郑和后6 次的使命如尚钺所述，但又指出第一次则带有扩大贸易、提高“威望”、联络印度等国的三重任务。郑鹤声、郑一钧在《郑和下西洋简论》（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1 期）中认为，郑和前3 次下西洋，主要是为了和东南亚，南亚沿海诸国建立一种国际和平局势，附带解决“疑惠帝亡海外”的问题，后4 次则主要是向南亚以西，继续向未知世界前进，通过开辟新的航路，让从来不通中国的海外远国“宾服中国”。以上各家之言，无不持之有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哪一种说法才符合历史的真相呢？
（吴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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