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说见于当时参与者记，“先是二十日天明时，李君翊东取军械出，见黎元洪与其执事官王安澜被兵士多人围于楚望台坡下，或曰：黎自其床下被挟至此者。或谓自黎之某参谋家挟至此者。”（甘绩熙《躬与辛亥武昌首义及阳夏鏖兵之经过情形实录》）此说颇见风行。笔者在建国初期见有叶蠖生等著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采用这种说法。近年，此说仍有延袭，“据说，黎元洪是藏在床底下，被马恭拖了出来的”（黎东方《细说民国》）。这当然有些传奇色彩，盖以中华历史之久，幅员之广，却还未曾有过一个从床下捉将出来的而又被捧为全军统帅的。因此，多书对此质疑。早在1950年，彭明在以“床下都督黎元洪”作题时，即有旁注说：“黎元洪从床下被拉出来当都督，这是流行极广的说法”，“真相如何，尚待多方查考。为了避免以讹传讹，特记于此”（《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故事》上册）。
据彭明说，当时黎元洪躲匿，起义士兵群起搜寻，“结果在一个缝衣厂里拖了出来。当时他穿着借来的蓝呢袍、青马褂，又短又小，狼狈异常。起义的人向他说明来意之后，他拔腿就跑，到处躲藏，起义的人跟着追，后来终于又把他从一个楼梯下面放灯油的地方拉出来。”（同上）此处虽排除躲匿床下说，但还是说他是被捉出来当都督的。
但是，通常史家所述，还是据章裕昆《文学社运动纪实》，在起义者成立湖北军政府，要推举一个有名望的人当都督时，就推选了黎元洪，“拥黎议决后，阙龙等即赴混成协司令部觅黎不见，复至混成协皮工厂，见黎在内默坐，阙至，黎即起身出外，入左旗后营门，旋又出，疾行至黄土坡，复绕道至楚望台。”作者系文学社成员，直接参与起义，且耳闻其事始末，因有所记。对此胡祖舜也说，“工程营汤启发率支队巡中和门前后一带，见有人负皮箱一口，自黎宅出，启发等疑为盗窃，叱止之，询所自采及其何往，始知为黎协统之伙夫，再三盘诘，复知黎走避黄土坡其参谋黄文吉家，遂跟踪前往，见黎与执事官王安澜等坐谈，启发遂请其往楚望台与吴兆鳞相见，王安澜亦随之去”（《六十谈往》），此处黄文吉家，当作刘文吉家者，系误植，与此雷同说，有《革命真史》，称，“马恭、程正瀛报告吴兆麟称，黎元洪在城内，有黎之护兵可证，旋由护兵引程、马至黄土坡刘文吉家，挟黎至楚望台，后由吴派马护送至咨议局”。
此种说法，黎元洪本人也有近似说，他不久写信给奉命讨伐的清军水师提督、也就是他的老师萨镇冰，“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军队来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避匿室内，当执索获，责以大义，洪只得权为应允”。凡此诸说，均无有“床下”捉拿事，且叙事平平。此中将黎元洪被寻获时的尴尬相全抹去了。对此，胡祖舜所说较为翔实：黎之马弁忽肩负皮箱二口，由此跟踪，知黎匿居其参谋黄土坡刘元吉家，但黎得悉要他“主持大计”，坚决
拒绝。最后，“众不耐，乃有人曰：我等好意来请，乃尊重统领也；如坚执不去，则自取祸耳！黎踌躇有顷曰：”我去我去！“（《武昌开国实录》）作者参与武昌起义，任黎元洪之鄂军都督府军事参谋官，此处虽有为尊者讳处，但字里行间，仍流露出黎元洪的心态：被动、胆怯而又顽固、自愎。黎元洪“床下都督”说，是传说、误称或是另有张本，因避讳而抹去此中痕迹，诸说不一。信之者说有，不信者道无，看来都可为史家选用，它还得保持下去。
（盛巽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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