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派学者则引经据典，极力反驳，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史学家崔述，他在《商考信录。辨太甲杀伊尹之说》中辩解道：《孟子》中有“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说明太甲是经伊尹训导后悔过才返都的；《左传》中有“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声”，指的是太甲复位后仍用伊尹为相，对伊尹毫无怨言，说明他并未杀伊尹；沃丁礼葬伊尹后，《尚书》中留有《沃丁》篇，赞颂伊尹的功德，说明伊尹系善终；《竹书纪年》中所载太甲杀伊尹后，又任其子伊陟、伊奋为相，杀其父又立其子为相，实属不可信。崔述认为，战国之时弑君杀主之事屡见不鲜，世风败坏，人都见利忘义，《竹书纪年》受此风气影响，才将伊尹放太甲之举演变成伊尹夺位被杀之说，他甚至怀疑《竹书纪年》的作者是否将伊尹放太甲这段史料抄错了。他坚持认为伊尹是“心广大若天地，光明若日月”的“圣人”。
自西晋出土《竹书纪年》至今1700年来，两种观点各执己见，然而又拿不出有力的旁证，谁也难以说服对方。看来，伊尹究竟是还政太甲后善终，还是废主篡位后被杀，究竟是圣贤还是巨奸，只有等待史学家深入发掘史料，进一步考证论定了。
（杨剑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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