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仝志辉博士认为,在ngo的推动下,政府的决策发生改变,这首先来自于政府的行政理念发生了变化。
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仝志辉认为,这正是怒江水坝这样的重大决策为公众意见所影响,从而得以改变的大背景。但是,在中山大学华南民间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朱健刚看来,这些变化更像是一些偶然事件。他看到,即使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下改弦更张,但公众和ngo的参与仍没有被纳入到政府的公众决策程序之中。
对此,于晓刚感触尤深,“大众流域”曾经试图参加在云南举行的关于怒江的论证会,但除了一次作为列席者参加外,其余均不得其门而入。同样,ngo也没能邀请到北京市的政府官员出席动物园搬迁讨论会。
实际上,在更多的情况下,公众和舆论,与政府更像是各唱一台戏,政府有时候会听听外界的声音,但是否采纳全由自己。
“自然之友”常务理事梁晓燕还指出,在中国ngo的活动规则中,私人关系有时会发挥更大的作用。ngo人士通常有较大的活动能力,通过一些渠道向高层传递信息,常常能改变事件的进程。
“问题在于,政府的决策绝大多数还是不对外公开,外界并不知晓其过程,也难以确定到底是哪种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朱健刚说。他认为ngo与政府间“不是一个博弈,它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容忍度。”
将ngo纳入公共决策渠道之中,甚至给予资助,这在西方国家是为制度或法律所明确的。但是,正如汪永晨所指出的,在中国,ngo仍然徘徊在社会的边缘,缺乏表达意见的制度渠道。
不过,朱健刚仍然看好近年来这一连串事件的意义。他相信,这些个案将“由一个个事件,变成一个趋势。”
第四节公民性特征〖1〗一公民文化政治文化是客观政治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应上的积累,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动机和政治价值观、政治社会化等内容。比如,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的性质和功能的理解,所持的政治理想,政治参与的热情,对待公共权威的态度,评价政府政策的价值标准,内心遵循的政治行为准则等,都是政治文化的内容。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4页。
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相对于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政治结构、政治运行过程等客观政治关系的内容,政治文化是作为一种主观的观念形式而存在的,是政治关系中心理和精神的反映。一方面,客观政治关系相当程度上支配着政治文化;另一方面,政治文化能够对客观政治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政治系统是以个体组成的,对于以政治个体或团体为研究对象的微观政治学,与以政治系统为研究对象的宏观政治学,政治文化可以作为两种研究层次的联系纽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政治文化的概念,将彼此无联系的个人的态度、动机,与政治系统的特征、运转之间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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