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假如你现在到大学去看一个朋友，又遇到了这种社会运动，群情激奋，你会参与吗？
陈明（17）：“嗯，还是不会去……很难讲……也可能会去，也可能不会去，至少不会像当年那样义无反顾地去了。”
我问：“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
陈明（17）：“工作后的人感觉不一样了。学生可以放肆一些，没有关系，社会比较容忍。比如在马路上跟人打架，派出所也不会太为难你，单位把你领出来就完了。如果工作了和人打架就不一样了，个人要为自己的举动负责任。这不光是个后果的问题，和激情也有关系，工作之后被磨掉许多激情。”相对于社会运动参与中的理想色彩，中间阶层更加注重实效和直接的利益得失。冯涛（18）看重自己的行为是否带来社会价值，他宁愿参加一些认为有意义的慈善性和志愿性的社会工作，并明确否认了社会运动的意义：我基本上不喜欢参加这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觉着这些没有太大用。如果为某个人募捐签名，我愿意去。比如给艾滋病患者。感觉这些是有用的。你签一个名，捐一份款是对别人的直接帮助，其他东西没有用。相当多20世纪80年代末的大学生经历了其时的**，施全（29）也不例外。但在这之后，他的整个价值观念发生了不小的转变：那是个比较大的转折，是对一个信念的改变。我开始不再想那么多忧国忧民的事情，只是希望自己能过得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里人过得好。再好的话，希望能让朋友过得好。如果真的有一天发达了，能够建学校做教育，这就是我后来的想法。我从原来比较务虚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比较实际的人，总是个好事吧。其实我觉着我是把自己原来的信念转变了，我想让自己过得好，然后想也让别人过得好。包括我现在做的企业，以及相关的一些事情，以后基本上以企业为中心做事。企业发展好呢，大家收益就会好一些。企业再发展得好一些，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我觉着很多员工，自己生活的好坏寄托在企业发展的好坏。让企业发展好，自己也能多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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