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中间阶层对于这种利益分歧的认识是深刻的。语速很快的曹飞（09）比较敏感，他把各种中间阶层的职业分为“私营企业——国家工作人员”两个端点，当然，这里的国家工作人员并不是等同于国家公务员，而是把与体制有某种程度结合的事业单位人员也包括在内。他认为：外企白领属于企业这一块，应该属于私营企业这一块吧。知识分子属于事业单位吧，实际上是国家工作人员那一块。在外企的这些人，该上什么上什么（指各种保险），但和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还不一样。因为国家机关给你考虑得特别全面，不光有保险，为你出路也考虑到了，可是外企并不能保证你明天会怎么样。今天在这里干，一个月八千多，但下个月就不知道了。而且（收入）跟你的效益挂钩的，外企这些钱不是让你白拿的。因为要有业绩，所以工作压力大。可是国家工作人员就没有那么大压力，包括事业单位，有什么压力？没有什么压力。当然（日常的）工作压力谁都会有。律师属于自由职业，更类似私营企业这一块，但是记者就属于事业单位的。可以看出来，曹飞（09）虽然认同中间阶层包括国家公务员、知识分子、记者、律师、外企白领、私企白领等，但仍然把他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广义的“国家工作人员”，就是有国家保障的；一类是广义企业类的，没有体制内的保障。值得回味的是，一般认为律师和记者同属于自由职业，但曹飞认为他们是不同的类别。大多律师事务所改制成合伙制了，律师行业“更类似私营企业”，而记者仍然属于国家事业单位。所以，律师和记者属于“体制——市场”体系中的不同位置，他们没有共同的利益来源，当然也就没有共同利益意识。
在私企担任主管的秦云（06）想法简单、平实，但她把中间阶层不同群体的差别刻画得很到位：我们（作者注：指企业白领）和政府人员、医生、知识分子属于“平”着的，但各自的社会地位不一样，他们办起“事”来都比我们更容易。老板们可以通过其他各种渠道获得这些东西。这里的“平着的”指中间阶层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综合资源差不多，“社会地位”指的就是获取体制内资源的能力，而“办起事来更容易”就是指政府人员、医生和知识分子有各自可以利用的体制内资源。相对而言，企业白领的体制内资源要少得多。秦云（06）所说的“老板”是指那些中、小企业主，他们有市场资源，具体就是“钱”，但没有“社会地位”，如果他们要得到这些体制内资源，就要付出市场资源作为代价。
尤军（23）作为一个基层机关干部，对公务员的优势很有体会：白领靠自己的本事挣钱，挣钱也多。但在机关里不是这样，他们看中有机会晋升。这两种人不一样。也许在机关里的人更有优势，虽然原来好多机关单位的福利没有了，但他比白领更稳定，办什么事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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