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南京为例，分析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耐人寻味的。因为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在制造血腥大屠杀的同时，又制造了一场“文化大屠杀”。而历史上的南京，对日本的文化却有着深远的影响。南京是三国时期吴国的首都，并且是1700年前长江下游与海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港口，当时对日本有相当大的影响。古代日本人称中国人为“秦人”、“汉人”外，更多的场合和更长的时间称中国为吴国，称中国人为吴人，称中国话为吴音，称中国人在日本的居留地为吴原。从中国传过去的物品名称往往都要在前面加上“吴”字，如“吴织”。“南京”在日语中也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查阅《日本国语大辞典》的南京词条，除表示中国城市南京外，还表示：中国人的别称；从中国等外国来的输入品、进口货，稀奇可爱的东西等。在日语中，冠以“南京”词头的名称则比比皆是：“南京烧”(中国瓷器)、“南京钱”(中国铜钱)、“南京口”(中国方言或南京方言)、“南京米”(中国或印度大米)、“南京锭”(洋锁)等。日军在被摧毁的南京中山门城墙上狂叫
——采自《南京大屠杀图集》据史料记载东晋安帝时(公元397年—418年)，日本遣使来建康，以后又在公元412年、415年和430年，多次派人来建康学习南朝的纺织技术，现在作为日本民族服装的和服在日语中又称为“吴服”。南朝的建筑技术传至日本，在日本“飞鸟时代”(公元528—544年)一段时间中，日本重要建筑大多采用六朝样式，并特别采用“梁式”(梁为南朝的第三个朝代)一名，如今六朝样式已成为日本“文化财”(历史上文化活动的产物)和“国宝”(最高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日本最著名的古寺、法隆寺，就是南朝建筑技术的结晶。
在元代到过中国并史册留名的日本僧人220人中，许多到过南京蒋山寺。他们学成回国，在京都开寺(公元1339年)，仿南京凤凰台，取山名为凤凰山。明清时代更是日本南京交往的极盛时期。仅到南京谒见明太祖或拜访天界寺者，留下姓名的日本僧人就有无我省吾等7人，在天界寺的日本留学僧椿庭海寿还担任了明朝赴日使节的翻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4页。
千百年来，中日两国的学者、僧侣、官员、商人和平民，孜孜努力，历尽艰辛，将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日本人以他们对于中国大陆文明的渴望，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向中国寻求知识。中国典籍文物传入日本，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日本的汉学者大宫真人潜心研究楚辞屈赋，于1994年出版了《屈赋与日本公元前史》一书。他发现屈赋许多词语的上古音与日本九州一些地名读音相近，把这些成对应的地名按屈赋诗句的顺序排列起来，地图上竟然呈现为有序的行路图。于是，他得出结论：屈原被放逐期间到过九州，《离骚》、《惜诵》、《抽思》、《怀沙》等作品既是作者忧思情感的抒发，也是他在日本经历的记录。此论新奇大胆，也是见仁见智。但从这有趣而富有想像力的事例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日本学者的影响之深。
二中日文化交流的挫折
1543年，一艘葡萄牙船飘流到九州南面的种子岛，日本人才知道白种人的来历。明治维新后，日本文化也纳入法西斯侵略文化体系。
然而，近代以来，随着日本国力的增长，军国主义也愈演愈烈。先是日本依其在中国的强权地位，对中国的文物典籍强行杀价“购买”。那时，他们虽心存劫夺，但还能演出“买卖”的场面。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日本全面灭亡中国的图谋付诸实施，并发动了长达14年之久的侵华战争。日本军国主义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中国文物典籍进行洗劫，公然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进行全面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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