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王朝

    宋钦宗统治的靖康年间，北宋王朝危如累卵，随时面临着灭顶之灾。迫于多种压力，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宋徽宗赵佶“忧勤感疾”，将皇位让给其长子赵桓，即历史上的宋钦宗。次年（1128年)，改年号为“靖康”。从宋徽宗退位至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北宋灭亡，宋钦宗在位时间不到一年半。“靖康之难”的成因固然不可一言而断，但仔细考察这一年多时间中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所作所为，实有诸多发人深省之处。

    宋钦宗接过来的赵宋江山，实际上已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几年前方腊揭竿而起，席卷东南，此事虽经兴师动众得以最终了结，但全国各地的“盗贼”仍此起彼伏。最为严重的是，金兵在基本上灭辽、迫使西夏臣服之后，其铁马金戈复南向北宋，势不可挡。

    国门洞开，强敌压境，更大规模的战事势所难免。而当时北宋王朝的军政和军备又怎样呢？早在此前，张舜民在出知定州后就上疏反映过河北一带的情形:“以臣观之，今日河朔之势，正如陕西宝元、康定之前，将不知兵，兵不知战……又为将者，多是膏粱子弟，畏河东、陕西不敢往，尽欲来河北。百年之间，未尝知烽火之警，虽有出屯，不离本路，唯是优游暇日，安得不骄且惰也。”

    “近年以来，上之师臣监司，下之守卒将副，多违法拘私，使禁卒习奇巧艺能之事，或以组绣而执役，或以机织而致工，或为首饰玩好之事，或为涂绘文缕之事，皆公然占破，坐免教习。名编卒伍，而行列不知;身为战士，而攻守不预。至有因缘请托升迁，阶级或在众人之上。遂使辕门武力之士，困于差役之劳;末作庇身之人，复享安闲之列，所以兵阵教习之法日废，工匠使巧之事日多”。通过这段记载，我们可以获知:宋王朝耗费巨大财力所豢养的禁军，也多因宋徽宗集团穷奢极欲之需，转而专习“奇技淫巧”了。

    宋廷一方面不修军政，不事边备，使军队的战斗力丧失殆尽;另一方面则又为了粉饰太平，防止其腐朽糜烂的所谓“太平之乐”受到骚扰，常以“御笔”严诫臣僚通报实际军情。宋徽宗集团为了及时行乐，不仅将统治区域内的黎民百姓弃而不顾，而且连其自身的生死存亡也达到了“乐”而不顾的境界。

    历经“靖康之难”的剧变，宋高宗群臣于风雨飘摇中，在临安（杭州）重续宋朝命脉。南宋是北宋王朝的继续，它着力经营长江流域，使我国南方社会经济持续向前发展，呈现出高度繁荣。但在军事上却一直屈服于北方强敌，最终为元所灭。

    宋高宗，赵构，徽宗第九子，钦宗弟。北宋灭亡后，他逃至南京即帝位。靖康元年(1126年)，他于金兵大举南侵时，奉钦宗之命，与张邦昌一起出使金国求和。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北宋灭亡。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县南）即位，改年号为“建炎”。赵构即位后，在金兵追击下不断南逃。据说，赵构有一次在黄河北岸被金兵追逼，只剩下了他单身匹马，后有忠臣之子李马舍生忘死地背着他逃至河边，又驾船过河，才幸免于难。事后，赵构为了标榜自己是真命天子，有天神相助，捏造出了“泥马渡康王”的故事。

    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八年(1138年)的十余年间，高宗一直辗转在东南沿海各地，躲避金军。他否定了张浚“权都建康，渐图恢复”的建议，南逃至临安（今杭州市）定都。东京留守宗泽欲渡河北伐，力劝高宗回汴京坐镇，高宗置之不理，沉迷于偏安一隅。在他逃抵临安后，又为形势所逼，任用岳飞，韩世忠等主战派将领抗金，后却又任用投降派秦桧为宰相，对金以求和为主，一味地屈膝妥协。1140年，金军大举入侵，宋军在反击金军的南下中，取得了顺昌、郾城等役的胜利，岳飞军收复西京(即洛阳)，前锋直抵朱仙镇，离汴京仅45里之遥。然而宋高宗却惟恐有碍对金的和议，他与秦桧迫令张俊、杨沂中、岳飞等撤军，完颜宗弼(金兀术)则乘机率重兵进军淮南，形成大军压境之势。为了彻底求和，高宗召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入朝，明升官职，实解兵权。同时还撤销了专为对金作战而设置的三个宣抚司。不久，更诬陷、冤杀了岳飞，以割地、纳贡、称臣的屈辱条件，与金朝订立了“绍兴和议”。绍兴和议后则全力排斥打击抗战派，朝政完全被议和派所把持。致使大批主战派官员被贬谪被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