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凶杀案，恐怕都跟被害人“暴而无恩”有关，尤其主要的是：“暴”尚可谅，“无恩”则不可忍。范睢先生当了秦国宰相，终于饶了他的老仇人贾须先生不死，乃在那一袍之赠耳。如果贾须先生在长安市上看见范睢先生衣不蔽体，自觉伟大起来，训上几句，或索性鼻中嗤之，扬长而去，或到处说范睢先生思想品格有问题，决不可用，恐怕他的老命早完了蛋。
分析的结果，似乎逃不出下列范围：部下杀长官（或老长官），仆人杀主人，地位低的杀地位高的，没钱的杀有钱的，没办法的杀有办法的，一言以蔽之曰：“光脚的杀有鞋穿的。”有鞋穿并不就是罪恶，但有鞋穿的人如果去故意猛踩那些光脚的朋友，仅在道德上讲，做人便不够厚道。报纸上一遇到某人被杀，千篇一律的都说他很好──他生前这也好焉，那也好焉，好的程度，连孔丘先生在文庙里都坐不住。实际上果如此乎？我们的社会风气是只论市场价格，而不论是非的，一个人出了纰漏，同样千篇一律的说他王八蛋。前年某站的副站长诱奸了一个村女，铁路局某官崽立刻说他有神经病──这一类的事多矣，只可自娱，不足服人也。
问题是，被害人却往往罪恶滔天，记者先生们去现场采访时，听到的并不是叹惜之词，甚至邻居亲友们还有些人在那里“大快人心”哩，把记者老爷窘得无法下笔。他总不能据实的把被害人说得一钱不值，那岂不是鼓励动刀动枪动手榴弹乎？
有学问的人总是责备光脚的人为啥不法律解决？柏杨先生也是主张法律解决的。可是，我们的法律能替光脚的伸冤乎？有鞋穿的人一鞋遮天，到处都有“朋友”，把穷苦之人逼得只有同上西天的一条路可走，被害人和整个社会，恐怕都不能辞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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