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玩相公的风气，促使男女在外表上趋向混淆外，还有戏剧，对变性也有贡献。别看梅兰芳先生现在成了艺术大家，齐如山先生靠着他的余势，在台湾还吃了十几年。可是当初他的社会地位，比柏杨先生高不了多少。不要说清末民初，便是当了明星的朋友，仍和正统的社会格格不入。以《杀奸夫》闻名于世的魏平澳先生，岳父母当初反对他，就因为他是演员，后来发现他真是一个好女婿，才大喜欢而特喜欢。现在尚是如此，清末民初时更不用说啦，“戏子”仅比“妓女”高一丁点，跟“相公”差不太多。这不是柏杨先生好揭底牌，最近因对《梁山伯祝英台》电影表示了一点意见，触怒了大批半票观众，这年头以少得罪人为妙，自不愿再开罪影剧先生，但却不得不从这里谈起，然后才能了解，为啥有女扮男装，和男扮女装的怪现象也。
现在连大学堂都有专门科系研究戏剧，不但可以在中国学，还可以耀武扬威去外洋学，真是三十年风水轮流转，当时万料不到。盖当时“戏子”的地位根本见不得人，学戏的只限于走投无路，穷苦人家的男孩子。第一、有钱人家很少学焉。第二、女孩子很少学焉。我们特别注重第二项，女孩子学戏的既然那么少，戏里的女角，只好由臭男人担任矣。记得想当年，学堂里演新剧（“话剧”是抗战后才改的名字），啥都不缺，就是缺女角，后来为了逼真，负责教习决定去别的女学堂借调，剧社里一听有女学生要来，马上紧张万状，你也要当主角，我也要当主角。其中一个差役，有和老妈子拉手的节目，为此我和一位任姓的同学，就打了一架，结果胜利属我，在东来顺请他吃了顿羊肉泡馍。后来女学堂知道了我们大闹的情形，怕好心不得好报，严予拒绝，使我白赔了十九大文，冤哉枉也。
那时的现象是，男学堂演戏，男扮女装；女学堂演戏，女扮男装。有些小子扮起女装来，真他妈的像，十指尖尖，柔若无骨，年轻时又没有胡子，脸蛋又白又嫩，简直比真正的女孩子，还要精彩。有些王公大臣看到眼里，就动起了脑筋，闹了不少绯语艳闻。和这相反的，有些女孩子扮起男装，也别有一种风味，凡是扮男装的女孩子，通常都不会很漂亮，可是她却有一股劲焉。风流潇洒，白面书生，正是一般人心目中落难公子的那种类型，这里面的学问就太大啦，真正喜欢女扮男装的人，不是臭男人焉，而是太太小姐焉，主要的还是一些有钱有闲的太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看着自己的丈夫又老又俗──即令又帅又雅，也有点腻啦，最好换一换口味。这不是说该太太要红杏出墙，女人红杏出墙比男人红杏出墙困难万倍，受道德的拘束，和对冒险的恐惧，往往不能出之，也不敢出之。但心里痒痒的坐卧不安，一旦发现一个女扮男装的同性朋友，和那种人交往，既没有良心上的责备，也没有头破血流的危险，却可以满足心头的寂寞，抓抓心里那种奇痒。呜呼！有百利而无一害，怎不大喜若狂，看上一两千遍以崇拜之乎？越是有影响力的太太，越是喜欢这个调调。犹如越是有钱有势的王公大臣，越喜欢男扮女装的调调一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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