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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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秘诀之一:集权力于一身(2/2)

    即便是一个对军事是“门外汉”的人,也能看出,这套纵横交错的军事体制,实际上把军权一分为三:枢密院虽有调兵权,却没有管辖权;三衙虽有管辖权,却没有调兵权;至于对部队有实际指挥权的统兵官,则是由皇帝临时任命。这种制度设计,完全符合相互制约与平衡的精神。在这套体制下,如果还有某一位将军想要拥兵自重、反抗朝廷的话,那么他要克服的困难实在是太多了。赵匡胤由此奠定了大宋王朝三百多年的江山,除了南宋初年外,他的子孙都可以高枕无忧,不用再担心“黄袍加身”之类的兵变了。

    2. 朱元璋:乾纲独断,废除丞相

    明朝初年,继承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设立三大府: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其中,中书省组织庞大,职权很大,以左、右相国(不久改为丞相)为长官,还设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高级官僚,以及作为具体办事人员的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中书舍人等等,而中央政府的各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只是中书省下属的机构,六部的长官尚书、侍郎只不过是丞相的属员。

    当时,中书省不但有“综理机务”的职权,而且全国各地、各部门给皇帝的奏章也要“先白中书省”,一切以皇帝的名义发出的诏令、谕旨,也要经过中书省传达,俨然是设在皇帝和各国家机关中间的一级权力部门,是皇帝与各国家机关进行联系的“中转站”。所以,丞相是处在皇帝一人之下,高踞于百官之上的“特殊人物”。

    明朝一建立,最早担任左右相国(丞相)的是李善长、徐达。李善长是文官之首,而徐达是军队之帅,真可谓位高权重。后来,出任丞相一职的李文忠、汪广洋、胡惟庸等人,也都是勋贵之臣,更说明中书省的地位非常独特。

    可是,设置中书省这样一个机构,并授予这么大的权力,不仅与中国传统的皇权国家体制几千年来不断压抑相权、抬高皇权的趋势相抵牾,而且也不符合封建社会晚期高度集权的皇权**统治的需要,更是一贯喜欢独揽大权的明太祖朱元璋所不能容忍的。特别是,最后一任丞相胡惟庸独断专权,“专生杀黜陟,以恣威福。内外诸司封事入奏,(胡)惟庸先取视之,有病己者辄匿不闻。由是奔竞之徒,趋其门下”。由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激化,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掀起大狱,以“谋反”的罪名处死了胡惟庸。

    其实,“胡惟庸案”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为了铲除胡惟庸,朱元璋硬给他扣上了私通日本和蒙古,图谋造反的罪名。罪名其实都是“莫须有”的,究其根源,是因为中书省(丞相)对于**皇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对此,朱元璋早就心怀不满,而死到临头的胡惟庸却不知收敛,恃功骄纵,跋扈揽权,更促使朱元璋下定决心,作了断然处置。

    其实,在此之前,朱元璋就已经着手削减中书省的权力,削弱中书省对各级国家机关的控制。早在洪武十年(1377年),他就下令设立“通政使司”,负责公文的上传下达,并规定“奏事毋先白中书省”,明显是要限制中书省的职权。但这些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并不能从体制上解决问题,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依然存在。

    在处治胡惟庸的同时,朱元璋又以此为“突破口”,宣布对中央政府的官制进行大规模的改革:

    1. 撤销中书省,永远废除丞相制度。朱元璋特别强调:自古以来,丞相制度“弊多利少”,“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贤相,然其中多少人专权乱政”?所以,他在《大明祖训》里明确规定:永远“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

    2. 提高中央六部的官秩和职权,将原来中书省的职权分给六部,并直接向皇帝负责。

    3. 将过去统领军政的大都督府一分为五: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在职权上,五军都督府与中央的兵部也是互相牵制:各都督府对军队虽有管辖权,却没有调兵权;兵部虽有调兵权,却不能直接管辖军队,无法向军队直接发号施令。

    这样一来,在行政上,是皇权完全兼并相权,皇帝实际上成为“总尚书”,领导和指挥六部;在军事上,则是由五军都督府瓜分军队的指挥权,皇帝实际上也是“总都督”。于是,一切军政权力完全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中,并在制度上获得保障。朱元璋试图通过官制改革,“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皇权与相权、帅权的矛盾,使自己的统治“安如磐石”,确保大明王朝的万里江山“永不变色”。

    所以,朱元璋得意地向大臣们夸耀:

    “我朝罢相(指丞相),设五府(指都督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指皇帝)总之,所以稳当。”

    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可以说是“最勤政”的皇帝。因为朱元璋不相信臣下,一味地集中权力,所以他真可以说是“日理万机”,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批阅奏章,一直忙到深夜,非常辛苦,没有休息时间,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三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丝毫不敢懈怠。特别是,在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各种奏章就像潮水一般涌来,他每天要看二百多份奏章,处理四百多件政事。从朱元璋的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对于绝对权力,**帝王们真是有一种难以遏制的贪欲,甚至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名言。其实,在皇权社会里,这种情结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几千年来,哪一次改朝换代不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哪一次皇族内部的争夺不是骨肉相残?所有这些围绕皇权的殊死搏斗,无不植根于这个情结。

    诸如赵匡胤、朱元璋这样的**帝王,具有这种“卧榻情结”一点也不奇怪;相反,假如他们没有这种情结的话,倒是很让人惊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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