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用人术(上)(6)
领导者识人,如果只看某一方面,往往会失之偏颇。诸葛亮认为魏延脑后有“反骨”,看到的只是魏延的“反”,却忽视了他的才,因此不能正确使用。曾国藩看人,不仅看他们的优点,也不忽视他们的缺点。刘峙衡为曾国荃四虎将之一,曾国藩对他寄予厚望,但爱其人而不掩盖其缺点。他的优点是不徇私、救人于危急;缺点是有时见解偏颇,喜欢当面骂人。他要求湘军将领“略其短而服其长”,这样将领之间“自然互相敬爱”。李次青是曾国藩的好友、亲家,早年追随他,是曾国藩的心腹,1855年、1856年曾国藩在江西通信最多、联系最多、作为依靠的就是他。对于这样一个关系紧密的人,曾国藩并没有偏私偏爱,而是很客观、很实际地分析了他的长短,认为他是“命世之才”、过人之处极多,但是缺点也很明显,“患在无知人之明”,能分辨上级领导“贞邪”,不能分辨下级“奸邪情伪”,下级“请托,无不曲从。即有诡状发露,亦必多方徇容”;认为他是治民之才,不是军旅之才,不能带兵。李次青看不到自己的短处,要求带勇作战,他所带的平江勇纪律松弛,作战力弱,1859年徽州一战大败,多年积累的功劳、名望扫地于一旦。这次教训后,他还是不知道改弦更张,继续招募“安越军”,却又迟迟不到,遭到曾国藩的严厉参奏,官职被免。
曾国藩认为:“人固不易知,知人固不易也。”要真正深刻认识一个人,一个能够干大事、成大业的人,更不容易,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来了解、识别。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但是在对这个学生的认识上,也有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最初曾国藩对他的看法是:“有用之才”、“可用之才”。这是一般的评介。开始李鸿章以翰林编修的身份在安徽吕贤基所办的民团做事,吕失败后,李来到江西的曾国藩营中,后来又离开,因此在1859年之前对李鸿章的具体才能缺乏深刻认识。李正式进入曾国藩的幕府后,两人天天在一起商议大事,曾国藩对他的才能才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个时候,曾国藩对李的认识也是“似可以带一军”存有疑问。后来,曾国藩对李的认识更加深刻后,他的评介是“劲气内敛,才大心细”“ 堪膺封疆之寄”。这几个字,没有深刻的认识、考察是不能得出的。1862年李鸿章达到上海后,指挥调度适宜,与洋人相处得当,不断由上海向周边扩展,取得了苏州、常州战役的胜利,曾国藩感叹:“壮哉!儒生之事业。”足见其识人之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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