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这样的疏，是很危险的，但是曾国藩业已“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他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世风，其他个人得失都置之不理。他说：
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馀意也。
他将正风气作为自己的理想与工作的入手点。但是社会风气的形成，特别是朝廷上下、地方官府、国家工作人员工作作风的形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清朝官僚作风、世风的形成从康熙以来就逐渐滋长、蔓延，终于长成痼疾，不可医治。其成形过程大致为：康熙末期，吏治松弛；乾隆、嘉庆时候，崇尚才华，读书人好高骛远；道光采取镇静收敛的办法，以求改变浮夸的不良风气，造成了墨守成规的风尚，视胆小退缩为谨慎，视柔顺附和为恭敬。办理公务则退缩、琐屑；敷衍、颟顸。退缩，就是办事互相推诿，不愿多做一点事，动不动就请旨，把烦恼推给朝廷，生怕自己承担责任；琐屑，就是斤斤计较，不识大体，眼睛只看细微末节而不顾全局；敷衍，就是只知道借改头换面应付眼前，而不管日后的长远利益；颟顸，就是指表面上装模作样，而内里的政务实际上一塌糊涂，给朝廷的奏章尽是粉饰太平的文字，并无一句触及要害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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