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静观天下大局，这种不平之事万难挽回。而我们所能够勉力去办的，就是尽量重用一些正人君子，培养几个好官，作为变革时事的种子力量。
晚清时，朝廷为使官员之间互相钳制，在体制上有意权责不清，统属不明。官员们常常互相推卸责任，或者暗使诡计，陷对方于死地。曾国藩指出的绿营兵的种种恶习，在官场上也同样如此。
曾国藩积于对官弊端的痛恨，主张“引用一班正人”，以转移风气。他有一段名言，说朝廷上下，几十年来养成不痛不痒、无是无非的混沌风气，让英雄和有作为的人寒心，让那些按步升迁，混日子的人飞扬跋扈。那些富贵已极、整日无所事事的人因为健康如初，久居高位，而那些有所作为的人却沉积下僚，在岁月的磨折中很少能脱颖而出，这是最为浩叹的事呀。为此，他从入仕之初，即上书皇帝，提出转移天下风气在于用人。他率兵出山后，更加意于此。对胡林翼、左宗棠的扶植就是如此。
曾国藩曾告诫其弟“早早提拔下属”，再三叮嘱：“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要义。”咸丰十年（1860）以后，清王朝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曾国藩由此更加重视人才的开发，认为：“粤捻内扰，英俄外伺，非得忍辱负重之器数十人，恐难挽回时局也。”他极力提倡引用一班“正人”，培养一些“好种子”，做事业的薪火传人。这些“正人”和“种子”在曾国藩死后，成为其事业的传人。王安石、张居正等历史上的改革家，死后都是人亡政息，改革的成果化为乌有。曾国藩也曾进行过激烈的改革，如军制的改革、洋务运动、整顿吏治等，这些改革在他死后，因为后继有人，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他的一些思想更是被后继的人，如李鸿章等发扬光大，对中国近代的发展产生的深远的影响。
曾国藩指出，人才有变化的途径，有培养的方法，有考察的措施。人才是需要培养锻炼的，不可以眼光太高，动不动说没有人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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