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是，至于个人的得失、家人的温饱、世俗的荣辱贵贱、流言飞语，君子是没有时间想到这些的。
古人很重视人生志向的确立，诸葛亮说:“志当存高远”（《诫外书生》），即一个人立志应当崇高远大。东汉名将马援“少有大志”，以“丈夫立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自勉，为国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弘扬佛法，历尽磨难，前五次均告失败。但是他没有放弃，直到第六次，终于到了日本，把唐朝的文化带到日本，他本人成为日本律宗的创始人。
曾国藩的大志就是他《年谱》里讲的“澄清天下之志”，就是经邦济民，安定天下。这是儒家信徒最高的理想追求。他澄清天下的大志是逐渐形成的。20岁以前，虽然跟随父亲勤奋读书，但曾国藩没有太大的志向。1830年，父亲认为自己的才智不及儿子，于是便送其到衡阳汪觉庵先生处学习，一年多的时间，曾国藩眼界大开，志向远大，改号“伯涵”为“涤生”，“涤”意为“涤其旧污之染”，“生”意为“昨日死，今日生”。并立下“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的座右铭。做不了圣贤，连人都不是了，这就是曾国藩的志向，要做圣贤豪杰，“做第一等人物”。在诗歌中他也常常抒发自己高远的志向，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材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的栋梁。
曾国藩对他的六弟小试受挫，就抱怨命运不济而大惑不解，说:“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他气度太小，志向不高远啦！”
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他在给弟弟的一封信里写道:“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他不但以谋取非法之财为可耻，而且认为拿自己的积蓄给子孙，也是一件很可羞可恨的事情。“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他发了这个誓言：绝不以做官来发财，请老天爷监督，绝对不食言。又讲:“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就是绝不以做官来发财，假如今后薪俸多了，除了让父母生活好一点以外，其他的钱都送给亲戚朋友中贫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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